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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饮酒诗研究——以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为例

作者2021-06-04 17:56未知
 
目 录
引言 1
一、陶渊明饮酒诗创作因由 1
(一) 中国的诗酒传统 1
(二)陶渊明爱酒 2
二、陶渊明饮酒诗的精神意蕴 3
(一)对黑暗官场的批判 4
(二)对归隐生活的向往 5
三、对后世影响 6
(一)对唐诗的影响 6
(二)对宋词的影响 7
结  论 8
参考文献 9
致  谢 10
 
 

引言
陶渊明的饮酒诗是他诗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数量庞大,质量上乘,尤其以《饮酒诗<二十首>》最为著名,透过他的饮酒诗,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酒的那份挚爱,可以看出他坎坷的人生经历,一生五次出仕入仕最终做出了归隐田园的抉择,同样也可以看出他对黑暗官场的厌恶失望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看出他对世事的那一份真实豁达。也许他的一生是离不开酒的,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他不过是把喝酒作为一个思考的线索罢了。”[]
陶渊明的饮酒诗大都写于归隐之后,此时的陶渊明已近不惑之年,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后,自然心中有许许多多的忧愁与感慨,所以他借助酒来排忧解愁与感悟人生,在世人眼里我们所认知的陶渊明是个远离官场,不为俗事所困的隐士,但在其归隐之前,他同样也是有着满腔抱负壮志凌云的大好男儿,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宦家族,在少年时代便有建功立业造福苍生的志向,五次走入官场,分别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官职,最终在黑暗政治的逼迫下,做出弃官从隐的抉择,在归隐之后的陶渊明已经彻底认清了官场的黑暗,已然能够保持内心的那份宁静淡泊,不再关心名利官场之事,人生得以解脱,在《饮酒诗(二十首)》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与自然万物为伴,过着田园生活,闲来独自饮酒读书的陶渊明。
一、陶渊明饮酒诗创作因由
(一) 中国的诗酒传统
在我国上古时代,酒与诗就密切联系在一起。先民们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宗庙祭祀,都离不开酒与诗。《诗经》就保留了很多与酒相关的诗歌作品。到了汉朝,酒不仅用来宴请宾客,更是成了文人墨客不可缺少之物,两汉诗赋飘酒香,如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仅仅两句立马体现出曹操作为政治家的豪迈大气,在汉末由于混乱的政治,许多文人空有一腔爱国热血却无处施展,便借酒来麻痹自己,终日酒色晏晏,《汉书东方朔传》有云:“销忧者莫若酒。”他们都借酒消愁抒发心中苦闷,麻痹自己获得短暂的快乐,至此之后,酒在文人墨客的心中就不单单只是一种用来宴请宾客的俗礼,它被赋予了不一样的历史使命。在魏晋时期,黑暗的政治社会更是将这种饮酒的风尚推向了高潮,出现了大批爱酒的文人墨客,宋人叶梦得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魏晋时期的文人大多好饮酒,甚至于终日酒醉,只因社会政治腐败,令其惴惴不安,靠饮酒才能抒发心中所想,借以逃避现实,躲避祸乱,于是晋人饮酒就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向,他们选择以一种狂放不羁、沉醉癫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如因颇富才气,游玩山水,常常相约饮酒而出名的竹林七贤,《晋书 嵇康传》记载:“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刘咸、琅琊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七贤之一的阮籍,对音律颇有造诣,曾将酒入曲,名为《酒狂》,阮籍在曲中感叹自己时运不济,政治理想无法得以实现,难以施展抱负,索性将自己沉溺于山水饮酒之乐。朱权《神奇秘谱》云:“籍叹道之不行,与时不合,故忘世虑于形骸之外,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阮籍把一切寄情于杯酒,山水之间,很大原因只是阮籍不愿为俗子道,借酒逃避罢了。阮籍不愿与司马集团为伍,不想深陷其中,颇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蕴,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遗世独立的风姿。
在陶渊明之前,文人大规模的诗酒之会有两次:一是西晋石崇元康六年在金谷园为王诩送行,邀潘岳等三十多人举办诗酒之会,石崇作有《金谷诗序》,今存。一是东晋王羲之永和九年与谢安等四十余人雅聚于绍兴兰亭,举祓禊仪式,曲水流觞,饮酒作乐,王羲之作有《兰亭集序》,今存。这两次雅集的共同点一是规模大,二是诗酒结合,饮酒必赋诗,无诗者罚酒,其在当时影响极大,引领了南北朝文人饮酒赋诗的潮流和社会风气。
(二)陶渊明爱酒
陶渊明与酒的关系,各种史料多有记载。首先看他的自述,据逯钦立先生统计,陶渊明诗文涉酒之作达56篇,此仅举数例。《五柳先生传》乃其自传,云:“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亲友知其贫而又好酒,便邀其饮酒,陶渊明饮酒必然会喝光所有的酒,酩酊大醉,又其诗云:“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其二),“觞弦肆朝日,尊中酒不燥”(《杂诗》其四)。其临终前自作《挽歌》云:“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千万年后,谁会在意你的功名利禄和潦倒境遇,“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在世上的遗憾只剩下没有喝足够多的酒了,在临终之际,能有此感叹,足以可见他对身外物的释然,定是十分爱酒了,其次,看他的朋友所述。颜延之《陶征士诔序》:“心好异书, 性乐酒德”(《文选》卷五十七),陶渊明一生之乐都在书酒之中了。再看史家所载:南朝周景式《庐山记》中记载陶渊明每每大醉,相传醉卧于平石之上,不拘小节,酒醉即睡。又萧统《陶渊明传》载:“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即便是不种大米,不能得以饱腹,也要饮酒,这已经达到了一种痴迷的状态。
陶渊明家族亦有饮酒传统。其(曾?)祖父陶侃十分爱饮酒,但亦能克制自己的贪欲,只在规定的限度内饮酒,《晋书》本传载:“侃每饮酒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陶侃喝酒从不过限,就算未饮得尽兴也定不会再饮,由于年少时因酒有误,故从不敢逾矩,可见其自制力极高。陶侃为东晋名将,早岁孤贫,胸怀大志,后来官至太尉,封长沙郡公。陶侃人品一等,限酒是其一,酒德甚高,史书记载他很多轶事,应该可信。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云:“(孟嘉)好酣饮,愈多不乱。” 孟嘉是陶渊明的外祖父,也十分爱酒,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名士,他饮酒酣畅,酒量很大,十分享受饮酒之乐,却能做到多而不乱,酒德亦高,陶渊明之爱酒肯定是得之家族遗传,但陶渊明诗人名士身份与孟嘉更为接近,所以在与酒的关系方面,应该是受到孟嘉的影响更多,饮酒酣畅,多而不乱,尤其能得酒中真趣。“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虽是陶渊明笔下其外祖父的酒后形象,但亦可理解为是陶渊明的夫子自道。
大量证据说明,陶渊明之饮酒行为,贯穿其一生,且愈老而愈甚。其之爱酒,是真真切切的。正是有此传统文化的诗酒渊源,加之以家族遗传,更主要的是陶渊明生存的外部社会环境,以上诸种因素的综合,使陶渊明终生与酒相伴,可谓须臾不离。从陶渊明个人角度考其爱酒之因,大致有有三:1、陶渊明一生不得志,心中的苦闷自不必说,年少时也曾满怀抱负,想要报效国家,归隐生活唯酒能帮其解忧;2、饮酒让陶渊明享受到其中乐趣,在黑暗的现实中寻找到一丝慰藉,他便把自己的真情真意全部寄于其中;3、或许酒也是陶渊明的一种自我保护,借此道出想言却不敢言的政治想法,躲避朝局的迫害。陶渊明以诗叙酒,写酒入诗,用诗酒寄意,其饮酒诗中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醒醉之间体会悲喜,感悟生死,追求真善。纵览陶渊明的酒诗,我们看到,酒是陶渊明世俗生活的一个物质层面,但更是陶渊明的精神食粮,酒在陶渊明笔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意义,酒在陶诗中被人格化了[],萧统《陶渊明集序》云:“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寄酒为迹”正陶渊明与前代文人爱酒的最大区别,也是陶渊明之所以超出前人之处。
二、陶渊明饮酒诗的精神意蕴
陶渊明的饮酒诗中当属《饮酒》二十首组诗最为著名,所谓陶诗中篇篇有酒,则这二十首就是集中记酒的,并也是仅有的几篇以酒直接为题的诗歌。这组诗是在他归田十二年后写下的名作,二十首《饮酒》组诗中有十首是提到酒,但是篇篇都与酒有关,正属于是“寄酒为迹”之作。诗小序云: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寥寥几句,诗人的寂寞情思跃然纸上,在这二十首诗中诗人回忆过他过去的生活:“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诗人又有表现其在出仕与入仕之间矛盾的心境:“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因家贫饥饿弃农为官,三十岁那年又因坚守贞操而回归田园,在出仕和入仕之间辗转多次。首篇诗歌“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开头就表明了人生没有一定的衰与荣,大可不必拘泥于此,“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这里引用邵生变为东陵侯的典故,证明了哀荣无定,皆有可能。清吴菘《论陶》评此诗曰:“开口便引召生东陵以自况,明明说代谢,讵云饮酒哉!”开篇便道破《饮酒》组诗的真谛。揭开饮酒诗歌的“面纱”,寄酒咏怀,感慨自己生命的荣枯,愤恨社会的黑暗,有人生哲理的阐发:“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感悟事物的运动的必然,人的生命亦然;有对晋末是非不分、雷同毁誉的世态的分析“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从而得出自己须“从黄绮”的人生目标与规划;还有对于质朴真善的追求:“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那是陶渊明俗世中保洁自我的毕生追求。组诗中陶渊明又以青松秋菊自况,伴以浊酒,聊以过他“孤介”的诗酒人生。
(一)对黑暗官场的批判
魏晋是一个充满战争,政权更迭频繁动荡的时代,陶渊明所处的晋朝更是一个内战不断,混乱不堪的乱世,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更成了其代名词,国家政权腐败,士人为了争权夺利,败坏官场风气,盛行贿赂之风,文人的处境更是岌岌可危,身处这样乱世的陶渊明,深感世态炎凉,却也有心无力,他所能做的就是不同流合污。陶渊明在饮酒诗中引用杨雄这一人物形象“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杨雄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曾在西汉王莽篡位时,那些支持拥护王莽说其称帝是顺应天意的,皆加官进爵,而杨雄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因而没有得到封赏,此处陶渊明引用杨雄是借他表达自己的志向,向我们表明他与杨雄一样出淤泥而不染。“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 这篇开头就提到了伯夷叔齐二人,也是引用典故,“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此二人皆是良善之人却不得善终,进而讽刺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表明这个社会是善恶不分的,后两句又写到与自己同一时期的隐士荣启期,也是一位善人,他安贫乐道,九十岁本该是安享晚年的年纪却过着以鹿皮为衣,以绳索为衣带的清贫生活,这不禁让人思考,为何这些善良的人却没有善报,在这个黑暗的社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说法已不复存在。“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 这里引用颜回和荣公,此二人皆是仁善之人,“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虽留有身后名,但都不得善终,可见他们所处的社会是非不分,人民的生活更没有保障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伏羲、神农那样纯真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只有孔子还在为四分五裂的东周努力,广施儒道,虽凭一己之力难以实现,却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六经,只可惜遭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还好西汉几个儒生把六经传承下来。可悲的是尽管如此,好不容易流传下的儒家经典,却被世人唾弃,不受待见,这样的世道,世风日下,令陶渊明绝望,还不如痛饮,只有酒才能聊以慰藉。
(二)对归隐生活的向往
陶渊明在看透了官场名利后最终做出了归隐的抉择,使自己的人生也得以解脱,陶渊明感叹道:“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儒道早已不再被人们广为流传,儒家的仁善思想被人们丢弃,世人都一心为己,不顾他人安危,这样的社会令支持儒道思想的陶渊明无法立足,所以他选择珍贵自己,举世皆浊我独清,只为自己内心得到安宁,一生短暂,不过白驹过隙,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唯有坚守自己的内心才是有所大成。叶嘉莹先生对此有如下见解:你不要把你一生的得失、名利、荣辱看得很重要,那些都是空幻、没有价值的。可是同时你也应该认识到你这一生是有价值的,你每一个念头,每一个思想,说不定都在宇宙之间有生生不已的影响。[]总之,人生有可贵的一面,也有可贱的一面。所以,我们在面对人生时,既不应自暴自弃,也不要因为眼前的一时得失而耿耿于怀,人的一生如此短暂,同浩瀚的宇宙相比,你我皆如同尘埃,一切不过过往云烟,对于身外之物不必执着于此,但更应珍视自己本我的价值,丰富自己的内心。同样陶渊明选择归隐并不可以理解为他对自我的一种放弃,只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换言之,他活得更加通透,能够不计较于虚无的名利得失,隐居的他获得的反而更多,他得到的是精神上的解脱,但这并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由此可见,陶渊明的思想境界远高于芸芸众生。饮酒组诗中最为代表性的一篇是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两句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现实生活中他的门前真的没有车马经过,二是指他早已与那些官场上的朋友没有来往,这无疑是表明自己与官场已经划清了界限,在陶渊明的《读山海经》中也提到了车马,“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这两句道出自己所住地方偏远,车马进出不便,也许有老朋友驾着车马前来看望,因不能通行而回去了,这两处的车马有共通之处,并不单单指现实中的车马,它同时是名利的象征。“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两句更是直接表明了如果自己的内心逐渐远离了那个名利场,尽管住在车马路旁,内心依旧会保持住那份宁静,如果自己的内心浮躁一心追名逐利,即使住在深山老林也依旧充满喧嚣,诗的前四句主要是表明了陶渊明已经摆脱世俗烦恼,远离名利场,一心归隐,对自由无所拘束生活的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四句写到的菊花、南山、飞鸟都是自然景象,如果说前四句是表明自己远离名利场的态度,这四句则是把整首诗又推上一个层次,表达自己对归隐生活的热爱,在采菊的不经意间看见南山,日落时分,飞鸟结伴而还,万物顺其自然,隐居生活的真意妙趣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平时的青松被其他树木所掩盖,当寒冬来临时,却只有青松依旧挺拔,陶渊明赞颂了青松的高洁品质,并且表明自己也如青松般傲然挺立在这个混沌的社会,不随波逐流,不被尘俗羁绊和归隐的决心。“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以幽兰自喻,比喻自己怀才待机,“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一心期待大展抱负,却不想仕途黑暗,觉悟到只有隐居才是正确的道路。
三、对后世影响
(一)对唐诗的影响
自唐朝开始,在一个宽松开放的政治环境下,诗歌开始出现了变革,诗人不在一味继承六朝奢靡华丽的诗风,陶渊明的地位开始被确立,他的饮酒诗主要是传达自己不愿为官,追求隐居的超凡脱俗的思想,这一思想让越来越多的文人所钦佩认同,他的饮酒诗也受到大量文人的追捧。清人贺贻孙曾云:“唐人近陶者。如储、王、孟、韦、柳诸人。谵宕之气,隽永之味,各有一二,皆足以名家,独有一段直率处,终不及陶。”
在初唐时期,著名诗人王绩与陶渊明的经历颇为相似,经历了三仕三隐,最终选择过隐居的生活,也同样嗜酒,因能饮五斗酒,还自作《五斗先生传》,三次为官经历都与酒结缘,因酒误事也因酒为官最终也是因酒弃官,天性爱好自由不受拘束,官场对于他而言,就是一个困住他的牢笼,曾作《醉后》:“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面对黑暗的现实不如饮酒为乐,这可以看出王绩十分认同陶渊明饮酒隐居的生活并且也表露自己对这种生活的喜爱,陶渊明对于他而言像是另一个自己,无论是经历还是思想契合度都十分之高,受其影响也颇大。王维是唐朝另一位深受陶渊明影响的山水田园诗人,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陶渊明的饮酒诗描写自然风光十分多,美妙的风景仿佛已经了然于心,这样的物我两忘,使陶渊明的饮酒诗更有意境,更加生动,而王维则是把陶渊明这样的创作手法把握得十分精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孟浩然也是一位隐居山水的诗人,他与陶渊明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都曾心怀天下,立志报效国家,孟浩然曾道:“犹怜不才子,白首未登科”,叹怜自己一把年纪却还未金榜题名,他们同样是怀才不遇最终选择归隐,寄情山水,在志趣、追求上都十分相似,他继承了陶诗,视田园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场所,以舒适静谧,自在安详为诗歌的基调。盛唐时期,和陶渊明一般爱酒的诗人比比皆是,“李白斗酒诗百篇”,诗仙李白不仅爱酒,还写过数百篇饮酒诗,最出名的如《将进酒》、《月下独酌》、《对酒》等等,当高远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产生矛盾时,痛苦的内心只能靠酒来麻痹,“举杯消愁愁更愁”,连酒也只会让自己更愁,足以可见他心中的苦闷,“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足以彰显他对世事的那一份洒脱,人生尽意即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又可见其不在意功名利禄,放荡不羁的人生态度,他与陶渊明都是借酒消愁,在不得志的现实中,选择与酒相伴,放弃名利,李白在《九日登山》写道:“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此篇提到了陶渊明归隐的选择,与世无争的态度,这样不入俗世的高雅志向,为李白所赞叹,并且与之相契合。“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李白在此也以菊入诗,体现出李白自身也不愿与世同流合污,对这种生活的向往,这与陶渊明的思想不谋而同。
(二)对宋词的影响
到了宋代,文人们更加推崇陶渊明,苏轼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在早年间,苏轼才华横溢,名动京师,被委以重用,直到他遭遇政治迫害,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从这时开始,心灰意冷的苏轼发现了陶渊明这样的精神知己,用尽余生写下了一百二十四首《和陶诗》,与他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表达了自己对陶渊明的仰慕之情以及抒发内心感慨,“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 此篇提到陶渊明不为世事所困,因而感叹自己不如陶渊明那般豁达,被世事所烦扰,对陶渊明表达赞许景仰之情,“偶得酒中趣,空杯亦长持。”只有在酒中才能感受到人生乐趣,喝空的杯子都久久不能放下,借此回味酒中之趣。苏轼一生烦扰众多,为政事所牵绊,早生白发,最终还是靠饮酒排忧,获得慰藉。除此之外,苏轼还写了另外十几首饮酒诗与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相和应,世间有如陶渊明这样的人物,让苏轼大为感慨,不只喜欢他的诗词,他的整个人都让十分让人敬仰,与其精神十分契合,这样的知己即便隔着时空也能进行精神的交流,陆游说:“东坡在岭海间, 最喜读陶渊明、柳子厚二集。”(《老学庵笔记》),苏轼在困境时靠读陶诗度过人生逆境。由此可见,陶渊明的思想灵魂深受苏轼的敬佩,不仅欣赏他的诗作,更欣赏他的人品,二人性情相通,都渴望不受仕途的羁绊,与大自然相伴,陶渊明对苏轼而言,亦师亦友,对他的创作的影响十分深远。除了大文豪苏轼十分推崇陶渊明之外,辛弃疾、梅尧臣等人也颇受影响。
无论是在唐代还是宋代,陶渊明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如果陶渊明写饮酒诗仅仅因数量多而著称的话,那他也就不是真正的“第一人。”[]之所以他的饮酒诗能被称作“第一人”,主要是在此之前那些有酒的诗,只是单纯把酒写入诗中,却经不起深究,并无深意,而陶渊明却真正做到酒诗浑然一体,从他开始,酒诗的创作走向成熟。许多文人的思想与创作都或多或少的从陶诗中得到一些灵感,他们有些境遇遭遇与之相同,有些爱慕他不羁淡泊的品格,因此他大量创作的酒诗,给后人掀起一股浓重的诗酒风气,他们在酒中也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归属,我们所熟知的大家几乎都好酒并且他们的创作中也不乏酒诗,这就是陶渊明的魅力所在,他的诗与他的酒与他的思想境界完全融合,高度统一,吸引着后人争先效仿,纵观古今,他依旧是一位独具风雅的传奇人物。
结  论
   透过陶渊明的饮酒诗,品味陶渊明的诗酒人生,领略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坎坷的经历促使他大量创作饮酒诗,无论是满腹牢骚还是满腔热血,无不一一寄予其中,时势造英雄,由此便为后人留下千古绝唱的饮酒诗,也将饮酒的传统流传后世文人之间。唐宋之际,虽开始盛行此种以酒入诗的写法,许多大家颇有模仿之意,或是赞颂陶诗的精妙,却是无人能超越,纵观古今,陶渊明这样的诗酒,思想情操,处世之道,都是独一份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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