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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请辞类散文研究

作者2021-06-04 17:55未知

摘要 在苏轼的一生中,其政治观念与政治人格经历了多重变化,最终达成了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超脱”的人生观,这种改变,是伴随着其任职生涯的升迁贬谪而进行的,因此,在苏轼浩如烟海的文章著作中,请辞类散文最能够直观体现其政治观念变化的过程。本文从苏轼请辞类散文的概况、思想内容、语言风格和效果意义四个方面对苏轼的请辞类散文进行了研究。总的来说,苏轼请辞类散文的创作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并且以1089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后期风格变化很大。总体上,苏轼的请辞散文兼有公文与散文的特点,在说理精准用情含蓄的同时保持着较高的可读性。
 
关键词 苏轼  请辞类散文  政治观念
 
A study of Su Shi's resignation prose
Abstract In Sushi's life, his political concept and political personality experienced multiple changes, and finally reached a kind of "detached" outlook on life that was generally accept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change was accompanied by his career promotion and relegation. Therefore, in the vast number of his works, the resignation essays can most intuitively reflect the change process of his political concept.This paper studies Sushi's prose of invitation from four aspects: general situation, ideological content, language style and effect significanc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reation of Su Shi's prose about asking for leave is caused by many reasons, and it is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with 1089 as the boundary. The style of the two periods changes greatly. On the whole, Su Shi's pros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official documents and prose, which keeps high readability while being precise in reasoning and implicit in emotion.
Key words Sushi  Resignation prose  Political concept

目    录

   ...........................................................................1
一、苏轼请辞类散文的创作背景与创作原因.............................................1
(一)中国古代的请辞文化.........................................................1
  (二)苏轼职官及与请辞的关系.....................................................2
(三)关于请辞原因的分析.........................................................2
二、苏轼的任职观念与其政治思想的联系...............................................4
三、苏轼请辞类散文的风格变化及语言特色.............................................5
  (一)苏轼请辞类散文风格的前后变化...............................................5
  (二)苏轼请辞类散文的语言特色...................................................7
四、苏轼请辞类散文的效果及现实意义.................................................8
(一)苏轼请辞类散文的效果.......................................................8
  (二)苏轼请辞类散文的现实意义...................................................9
结    语..........................................................................10
参考文献..........................................................................11
   ..........................................................................12
 
 
 

引言
在“学而优则仕”思想影响下,古代文人大多数都有过丰富的为官经历,因而,在从政期间也就创作了大量的政治类散文。苏轼作为宋代杰出文学家和政治家,创作大量优美的审美散文外,政治类散文的创作同样不胜枚举。由于苏轼的政治道路非常的坎坷,因此在对苏轼散文的研究过程中,其请辞类散文就显得尤其重要。
    目前,对苏轼散文的研究非常多,但专题性研究其政治类散文的不多。这也是当下文学的审美概念限制了对其这类散文的关注和研究。为此,本文试以苏轼政治类散文中关于请辞的思想内容、写作风格等为研究对象,梳理该类散文的涉及范围、语言特征、影响意义等,考察其请辞类散文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丰富对苏轼散文研究的内容。
一、 苏轼请辞类散文的创作背景与创作原因
(一)中国古代的请辞文化
请辞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在古代关于请辞最为人熟知的便是“告老还乡”这个词,“告老还乡”即“老病不堪厘务者”和“老疾不能任事者”主动请辞,提前申请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提前退休的情形。在中国古代官员请辞的原因多种多样,唐开国元勋李靖,六十四岁告病还乡;秦相菜泽因碌碌无为遭人恶语指责而辞官退位;晋陶渊明因厌倦官场,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同样是晋代的张翰因不愿卷入晋室八王之乱,借口想念家乡的菜肴辞官回到吴松江畔。
到了宋朝,中央集权不断加强,为减弱官员抗衡皇权的能力,加上“冗官冗费”现象加重,朝廷开始诱导官员主动退休。主动申请退休者不但可以领取退休金,还可让一个儿子免试为官。相反,逾退休年龄不主动退休的,还需要接受监察部门的调查。在宋朝的主流舆论中,提前退休是一种闪闪发光的美好行为,一来可以证明自己不贪恋权位俸禄,二来可给后辈腾出上升空间,三来提前退休可以避免因上了年纪而出现晚节不保的行为。然而宋朝官员在职时除了高俸禄外还享有如“餐钱”、“贴职钱”、“公使钱”等优厚的福利补贴。所以宋人笔记《贵耳集》中记载:“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描述宋朝官员虽然自命清高,逢人便道要辞官而去,但其实都是说说而已。

 
(二)苏轼的官职与请辞的关系
苏轼的请辞类散文集中于1085年到1091年,1085年元丰8年,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后听政,召回司马光,苏轼被擢为起居舍人,掌记皇帝所发命令,写《辞免起居舍人》一二状请辞;1086年王安石司马光相继去世,3月苏轼任中书舍人四品,执掌中书省诸事,参与政令决策,又写《辞免中书舍人状》;9月任翰林学士三品,负责起草朝廷的制诰、赦敕、国书以及宫廷所用文书,侍帝出巡,充顾问,苏轼写《辞免翰林学士》一二状;1087年8月任侍读,陪侍帝王读书论学并为皇子等授书讲学,写《辞免侍读状》;1091年任翰林承旨,为翰林学士的首领,在禁中职掌机密,苏轼又写《辞免翰林承旨》三状与《杭州召还乞郡状》。然而苏轼动人心弦的倾诉并没有打动高太后的爱才之心,除了《杭州召还乞郡状》真的给苏轼求了个外放颍州外,其余一律乖乖上任。纵然千般不愿,但不可否认在苏轼的政治生涯中,这段时间是他官职的最高峰,之后苏轼便在颠沛流离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关于请辞原因分析
一般来说,官吏在两种情况下需要写请辞文,第一种是任职者考量各种因素后认为自己无法胜任或者因某些原因不愿出任指定官职而写;第二种则可以算是一种自谦的行为,当所授官职位高权重,而确认朝廷会坚持任命自己时,任职者会通过写辞文而佯装推辞,表明自己为人谦虚,不贪权位 。在讨论苏轼为什么要写辞文之前,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苏轼为什么直到1085年才开始写辞文。苏轼自1061年初次为官,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065年任史馆,随后苏洵过世,苏轼丁忧三年。1069年服丧毕还旧职,同年,王安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在此期间苏轼作为三馆臣僚之一,奉旨对新法的推进进言献策,这令王安石感到不安,他主观上将仅仅是站在上帝视角进行批评的苏轼归为了“旧党”并对其进行各种压制与排斥。1071年苏轼改开封府推官,不久外调任杭州通判,后陆续知密徐湖三州,紧随其后的就是苏轼一生的梦魇乌台诗案,又经过了几次大大小小的调动后,赶上元祐更化才被升至中央,而之前经历的种种职务最大的也不过五品通判,自然不用多此一举费心推辞。
从苏轼的第一篇和第二篇辞文——《辞免起居舍人二状》起,到后来多数的请辞散文的创作,原因都可以归于上述两种原因中的第一种。苏轼谪居黄州,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贬谪,但相对来说也是较轻的一次,后来的发配岭南才是真正的回天乏术。在政治的漩涡中死里逃生后,苏轼的文学艺术水平突飞猛进,其思想也达到了新的境界。他沉醉于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笃信“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1]。然而苏轼的才学不是单单帮他度过险境保住性命后就这么算了,及哲宗即位高后听政,苏轼的大名又要把他拉回当初他九死一生逃脱出来的朝廷中去。当时的苏轼刚刚在常州买地准备定居,却又被任命为登州知州、礼部郎中,随后起居舍人的任状就降到了苏轼手中。礼乐法度的因革损益、文武百官的任免赏罚突然掌握在了自己手里,高处不胜寒,苏轼惶恐至极,忙写两篇《辞免起居舍人状》请辞。然而高后不允,苏轼勉强上任,之后又经历了一系列梦幻般的升迁,而且幅度和频率离谱到让他害怕,可以说苏轼大多数的辞文都是怀着这种心情写就的。
那么苏轼是否存在并非真心推辞而是假意为之的辞文呢?我们知道即使是厌倦勾心斗角,向往自由洒脱,也不代表苏轼就会因此消极怠工。相反,苏轼清楚地明白自己在高后召唤下回到朝中意味着的是司马光会重新主导大宋改革的方向,苏轼虽然对王安石的新法颇有微词,但是如果司马光将大宋更化到新法实施以前的状态,那无异于重蹈覆辙,对于这一点苏轼有充分的认识。非但如此,苏轼还倔强地与朝中大员程颐针锋相对,其激烈程度远胜于当年与王安石的不合以至于在六年后的《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苏轼还在痛斥“程颐之奸”,这样的苏轼绝对不会放过能向高太后进言献策的机会。苏轼的辞文中,有两篇是一状驳回立马上任的:《辞免中书舍人状》和《辞免侍读状》,虽然我们不能因为苏轼没有坚持请辞第二回第三回就断定他是佯装推辞的,但是这两个官职在苏轼所处的历史阶段上有着与众不同的职能。苏轼免试任中书舍人的诏令是在他就任起居舍人后不到三个月下发的,中书舍人虽然只有四品,但和翰林学士分掌内外制,负责起草有关任免官员、改革旧政、宽赦俘虏等政令,如果中书舍人认为政令失当还可以奏请皇帝重新考虑。苏轼在《谢中书舍人表》中言:“但危内朝之法众,安知宰相之属官。既任止于训词,故权移于胥史。恬不知怪,习为故常。”[2]初步显示了其雄心未泯的状态。而侍读则是直接陪伴皇帝读书的职位。苏轼在初入仕途时犯过一个相当致命的错误,这点在王水照先生与朱刚先生所著的《苏轼评传》有过介绍:“优游浸渍”于旧君老臣之间,而不结识新君;广交世家名宦,以建立社会关系,这就是苏轼政治生命的开始。苏轼的这种办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获得了几乎整整一代前辈的赏识。初年的仕途十分顺利,甚至那位没有儿子的宋仁宗,也已经把苏轼兄弟看作他留给子孙的两位宰相了。但是没有一个皇帝愿意被旧君留下的老臣所束缚,在声望并起的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等一代名宦当中,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作为他的辅臣,实行变法。这就使熙宁二年守完父丧回朝的苏轼面临着一个几乎全新的朝廷。[3]苏轼早年经营的黄金时代已经随他的父亲一起逝去,因此苏轼必然会抓住这次接近年幼哲宗的好机会。因此,可以大胆地推测,苏轼确实存在并非真心推辞的请辞散文。
一言以蔽之,苏轼的请辞散文创作原因是具有多样性的。既有畏惧官高必险,位重身危而真心请辞的情况,也存在假意推辞以退为进的心理。
二、苏轼的任职观念与其政治思想的联系
如果单从苏轼的请辞散文中去挖掘他的任职观念与政治思想那是很难的,因为请辞散文的创作对象是皇帝,这意味着作者无法在其中锋芒毕露地展现自己的人格。幸运的是,苏轼同样存在能够展示其请辞思想的其他类型散文,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苏轼的一些想法。对于请辞,苏轼是有自己的理解的,他在《论项羽范增》中曾经就范增离开项羽一事给出评价,他认为“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尔。”[1]苏轼认为范增离去的时间不是最合适的,那什么时候离开最合适呢?是项羽没有听从范增建议放走了刘邦的时候吗?不是,范增进言杀死刘邦,只是他作为臣子的职责,项羽不杀刘邦,则可以体现他作为君王的气度,范增此时并不用离去。苏轼认为范增离开项羽的正确时机应该是项羽杀卿子冠军的时候。“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2],此时对于范增来说,“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3]这样一来,既不用依附于项羽,也不至于后来“掷地刘郎玉斗”了。
至于请辞之后应该做什么,苏轼也有一套准则,他在《论范蠡》中说到:“以吾相蠡,蠡亦鸟喙也。夫好货,天下之贱士也,以蠡之贤,岂聚敛积财者?何至耕于海滨,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屡散而复积,此何为者哉?岂非才有余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者乎?”[4]他认为喜欢财货的人是天底下最轻贱的人,范蠡这样的人,功成身退之后就该父子耕作于海滨,而不应去经商。范蠡这样做,就说明他不过也是一个才有余而德不足,无法做到心境旷达的人。即使勾践能够大度地重用范蠡,范蠡也肯定不能清净地在越国终其一生。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苏轼的为官之道:一方面,忠君爱国是他任职观念中不可动摇的根基:苏轼评价范增的这段理论客观来说其实漏洞很大,原因是因为它是建立在范增是义帝忠臣的基础上的。在苏轼看来,首先义帝是一个贤主,因为他做出两个决定——派刘邦而非项羽入关以及提拔卿子冠军都是明智之举。其次拥立义帝,又是范增主谋,故而苏轼自然会把范增归为义帝一派。项羽杀卿子冠军之后必杀义帝,这是违背了范增初衷的,因此项羽在此时就已经对范增生疑了,所以范增应该在此时就离去。然而我们知道义帝只不过是一个象征罢了,项羽杀卿子冠军也可以说是一个壮举,范增钦佩项羽的豪气而辅佐他也合情合理,但是从苏轼的角度出发范增跟随项羽就是一个多少让他意陷谄媚的决定。王水照先生在《苏轼评传》中把苏轼的忠君概括为一种“孤忠”,苏轼在反对王安石的同时也对司马光提出异议,因为按当时的政治道德观念,一个人臣不该附和任何一位执政的大臣(无论其为贤不肖),而应以独立的政见直接向皇帝陈述,以个人的名义直接对君主负责,这种“立朝大节”是苏轼一直在追求的一种高尚的政治人格。[1]另一方面,苏轼的任职观念是超脱的,就如同他畅所欲言地给范增离去提供建议一般,他并不执着于蜷缩在京城之中天子身旁,正如在他在绝笔词《题李公麟画自像》中所言:“问吾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认为自己最辉煌的功业是在他一生中最困苦最低迷的境遇中创下,而非贵为禁林要员指点江山的时候。苏轼在《论项羽范增》最后给范增的评价是“增亦人杰也哉”[2]。因为即使范增依附和离开项羽的时机都不对,但是“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3]而苏轼给范蠡的评价则是“蠡亦鸟喙也”[4],因为他很嫌弃范蠡弃官从商的行为,当然古代对于商人那种无法磨灭的歧视是一个原因,苏轼 “夫好货,天下之贱士也”的理论也带有明显的偏见。好在范增在归里途中比较“幸运”地病故了,他的故事也止于委屈地受到君主的猜忌而出走,对于这点苏轼也许会有一些同病相怜。苏轼的政治人格在其晚年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把他的精神诉求从居庙堂之高而忧其君转变为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他在民间寻求自己的精神寄托,但他从来没有把忧国与忧民对立开来。苏轼从不认为治理地方是为了躲避迫害的下下策,而是把它作为升华自己政治理念的一个方式,君舟民水,贯彻忠君之道最好的方法或许就是爱民。
三、苏轼请辞类散文的风格变化与语言特色
(一)苏轼请辞散文风格的前后变化
苏轼从六品中书舍人,升到三品翰林学士,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在工作上,苏轼不但要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代皇帝起草诏令、批复奏章,作为侍读,他还要努力思考各种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讲学方式,为年少的哲宗讲明古来圣贤的思想和历朝兴衰的缘由。但是另一方面,苏轼的升迁也让他再次成为了朝廷舆论的焦点。此时的苏轼虽然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都有了缓和,却和朝中另一名重要人物程颐产生了过节。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之间的矛盾在于政见,而对于程颐,苏轼认为他既没有相应的权位,也没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完全就是行同鬼怪。苏轼对程颐毫不避讳的鄙夷使他招来了程颐党羽的攻击,双方公开相争,结果是程颐被赶回洛阳老家。但是好景不长,与黄庭坚结怨的赵挺之又开始拉帮结派攻击苏轼,在经历了这一系列斗争之后,苏轼终于在1089年请求外调杭州。这是苏轼第二次做杭州知州,离开之前,苏轼被封为龙图阁大学士,并第二次被赐对衣金带马(第一次是苏轼请辞翰林学士后当天被授予),面对如此殊荣,除了愕然、惶恐与强烈的知遇之感,苏轼心中产生了超然于功名之外的淡泊。他在《谢赐对衣金带马表》中言:“不爱车服宠数之章,使为吏民瞻望之美。”“永惟厩库之珍,莫非民力;无忘狱市之寄,以副上心。”[1]虽然此时的杭州旱涝灾害不断,西湖濒临枯竭,已无“人间天堂”的模样,但毫无疑问苏轼在杭州的三年是他人生中比较快乐的三年,往往古代官员在地方的成就要比在中央大得多,[2]杭州三年的父母官生活给他带来了无比的成就感,为生民立命的思想在他身上显得更加纯粹。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杭州知州的任期很快过去,朝廷的公文又催命一般降临到苏轼面前,这次是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之长翰林承旨。二十年的宦海沉浮,黄州夹缝中的礼佛参禅,再加上三年充实忙碌的生活经历,让他不顾一切地排斥着回到朝廷混乱的斗争漩涡中去,苏轼连写三篇《辞免翰林承旨》状,语气之恳切与日俱增,态度之坚毅前所未有。
我们暂且把1089年作为分割苏轼请辞散文创作时期的一个时间点,先看他前期的辞文是如何陈情的:《辞免起居舍人第二状》可以说是苏轼前期辞文的“集大成之作”,所谓“集大成”的意思是这篇文章把苏轼前期写作辞文时会交替使用的一些招数都用了个遍:首先是自谦,大致说自己非高材重德雅望之人,感谢朝廷之前的错爱,表达自己任职之无能,其言如此:“伏念臣受性褊狷,赋命奇穷。既早窃于贤科,复滥登于册府。多取天下之公器,又处众人之所争。若此而全,从来未有。”[3]其次是诉苦,诉的是自己待罪黄州,命运凄凉之苦:“今者出于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惊魂未返。”[4]最后则是说“若骤膺非分之宠,恐别生意外之忧。纵无人灾,必有鬼责。”[5]以人祸可畏天谴难避的理由委婉拒绝突然的升迁。除了这“三板斧”之外,还有“劳旧尚多,必有积薪之诮;兄弟并进,岂无连茹之嫌”[6]之类的招数使用。可以看出,苏轼前期的辞文以极尽卑微的态度突出的自己请辞的原因是“不能”——因为我品学不足,待罪之身,旧职未尽,弟已青云,所以不能骤膺这非分之宠。
然而到了1091年写《辞免翰林承旨》之时,苏轼一改之前含蓄被动的路数,第一状便显示出与之前辞文风格之迥异,说自己在杭州两年,一事无成,“才有限而难强,病不减而益增”[1],随后便是“但以东南连被灾伤,不敢陈乞,别求安便”[2]一句,表面上这句是表达自己在杭州一事无成之愧疚,实际上这是一种宣誓。苏轼在杭州的政绩有目共睹,说他功劳皆无皇帝肯定是不信的,事实上苏轼写这篇辞文正值浙西一地洪灾泛滥五谷歉收之时,苏轼为赈灾东西奔走,但却困难重重。一方面,周边地区的官吏对此次洪灾无动于衷,竟都表奏春天丰收有望;另一方面,苏轼向朝廷请求的粮食大部分不知所踪;最糟糕的是,以苏轼为敌的朝中官员俱弹劾苏轼夸大灾情,“论浙西灾伤不实”,把苏轼救民于水火的愿望当成他图谋上位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言“但以东南连被灾伤,不敢陈乞,别求安便”可以说是以退为进,表示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也不愿明哲保身弃百姓于不顾的态度——你看杭州都惨成这样了我都不肯走,如今怎么会因为一个翰林承旨的官职就改变我的初心呢。但是态度归态度,根据大宋律例,苏轼在杭州的任期将满,必须离开,苏轼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甚至搞起了先斩后奏那一套:“伏望圣慈除臣一郡,以息多言。臣见起发前去,至宿、泗间听候指挥。”[3]非但不接受官职还提前起身前往其他地方等候就地上任。
在《辞免翰林承旨第二状》中苏轼则主要围绕“清要之地,众所奔趋;兄弟递居,势难安处”[4]进行请辞,其实这个理由苏轼已经多次使用,但有所不同的是苏轼在后面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正使缘力辞而获谴,犹贤于忝冒而致灾。”[5]意思是我宁愿圣上降我不知好歹之罪,也好过因冒然就职而招致灾祸,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决心,这种决心已经坚定到和电视剧《铡美案》中包拯面对皇后亲自带来的赦免诏书下令“掩门”的举动差不多了。到了第三状中则以仁宗时期王洙父子的典故乞皇帝“检会前奏”。总的来说,苏轼在《辞免翰林承旨》三状中以较为决绝的态度体现了自己请辞的原因——“不愿”。他明白所有的功名利禄不过都是表面,如果陷在朝廷的尔虞我诈之中他那颗超然通拓为民请命的心将永远无法得到慰藉。
 
(二)苏轼请辞类散文的语言特色
请辞文虽属散文,却与记传等文体不同,辞文更多的属于表状,其文学性远不如诗词小品文,就像在现代我们很少拿一篇公文去分析它的遣词造句。然而江山代有才人出,古人也留下过不少精美的请辞类作品,例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李密的《陈情表》等等。苏轼自然也不例外,其辞文中所含的语言艺术不亚于其它散文,主要的原因是苏轼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动荡之后其文章的风格愈趋平淡,“旷”字在他文章中的内涵也越来越深刻,而请辞类文章可以说是苏轼浩如烟海的作品中为数不多的波澜。
苏轼请辞类散文的语言特色,首先是说理精准。苏轼从来不曾在自己的辞文中发表长篇大论,其最长的带有自传性质的辞文《杭州召还乞郡状》,要紧之处都是叙议相辅,叙事之后必有议论,理论必然精悍准确,例如其在描述完弟弟苏辙被台谏所攻后紧接着的一句是“窃谓人主之待臣子,不过公道以相知,党人之报怨嫌,必为巧发而阴中。”[1]感皇帝之体察,恨奸党之手段。苏轼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自己所有的苦难都归因于自身刚褊与奸党嫌隙所产生的矛盾,在文章中苏轼自己不负责解决这个矛盾,而将所有的死里逃生归功于皇帝的宽宏大量与明察秋毫,这样就使得皇帝的想法与自己的观念绑在了一起,为自己的理论加上了一道坚固的保险。
其次是用情含蓄。苏轼后期因为不愿意再受党争干扰一心服务地方而接连请辞,但是苏轼从来不曾将“为民服务”作为自己请辞的理由,即使是在最着急最无奈的时候,苏轼也依然坚持只从自己身上挖掘无法上任的原因。苏轼清楚地知道朝廷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与自己是不同的,这点他在治理杭州洪灾的时候深深地体会到了。当时苏轼的担心为朝廷所轻视的一个原因是:在朝廷看来,京城依然安全,而且江南地区不还剩下一半居民还没饿死吗。虽然苏轼本人从来没将报效朝廷和为民请命分离开来,但如果以“为民服务”作为请辞的理由,那就等于在说“在京城做官是在耽误我造福百姓”,苏轼自然不会犯这种错误。
最后是可读性高。辞文作为一种奏议,虽然其最终要求是能够含蓄而准确的表达臣子的思想观点,但在此之前需要做到让皇帝能读、肯读。尤其是苏轼这种频繁请辞的情况如果陷入千篇一律的桎梏,那么必然招致皇帝的厌烦,甚至是龙颜大怒。苏轼的辞文中大量的官方性的文书辞令运用自如,格式统一却不会让人有千篇一律之感,一句“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后,就有“卓然生知,辅以好学”[2]、“忧思深长,德业久大”[3]、“道本生知,才惟天纵”[4]等数种不同的组合。苏轼博大的学识和高超的语言能力使其辞文充满了文学之美,也增加了辞文的可读性。
四、苏轼请辞类散文的效果与现实意义
(一)苏轼请辞类散文的效果
虽然苏轼不厌其烦地进行请辞,但其实他的请辞大多都没有成功。不算我们推理的假意为之的两次请辞,他真正请辞成功的情况只有一例,那就是为苏轼赢得了再次外调应允的《杭州召还乞郡状》。奇怪的是,似乎苏轼越是慷慨激昂地写辞文,高太后就越是欣赏这个才子,三状《辞免翰林承旨》写得那样言辞激烈都被全部驳回。也许苏轼含蓄的表达带来了相反的效果,他的委屈与抱怨给高后带来的是更多的惋惜和怜悯。但是之前已经叙述过,请辞文虽属散文,却与记传等文体不同,辞文更多的属于表状,具有应用文和礼仪性文书的性质。在古代,官员的请辞甚至是一种必要的礼节,故而我们在评价苏轼请辞类散文的影响时也不能单单从“结果是否请辞成功了”来判断,而应该更加深入地追究苏轼的辞文给他的请辞对象——哲宗与高太后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当然不能直接说1085年后朝廷变迁的种种事情有多少桩哪几件与苏轼的辞文有必然的联系,或者朝廷的什么决定是因为苏轼的辞文而下达的,这也无从考证。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频繁请辞的苏轼必然会在年少的哲宗心中留下某种印象。哲宗不会因为苏轼之前说过一句“正使缘力辞而获谴,犹贤于忝冒而致灾”而永远顺从苏轼的一切拒绝与牢骚。而且恰恰相反的是,哲宗性狭,早年被母亲操纵着进行了一场元祐更化,但是其内心是倾向于改革的,因此高后一死,哲宗就把年号改为“绍圣”以昭天下变法之决心。高后之死将给自己带来什么苏轼是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早年的苏轼已经经历过两次掌权者的更迭,哲宗掌权意味着自己将彻底失去旧党光环的保护,而他之前的种种“忝冒”的行为会被放大。另一方面,哲宗对于在身边侍读了数年的老师也已经了解透彻。所以哲宗一成年,君臣之间仿佛心照不宣一般——苏轼自动请求再度外调,哲宗同时下了贬谪文书,而这正是苏轼一路被流放到天涯海角的开始。
 
(二)苏轼请辞类散文的现实意义
反观当代刚刚进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随着“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辞职信的走红,辞职仿佛成了家常便饭。当然辞职本身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当领导的观念与自身观念严重不和时,你可以辞职;当行业开始走下坡路时,你可以辞职,但是当自身与集体产生矛盾的时候,如果首先且仅能想到的是将自身从集体中抽离出去,而非去反思解决之道,那你一定是缺少与人相处的能力的。频繁的跳槽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阅历,还有责任感、归属感和信誉感的缺失。虽然古代官员的任职请辞与我们现代的就业辞职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但苏轼精雕细琢、细针密缕的请辞散文,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优秀的官员面对仕途中的困难时是如何考量各种因素,巧妙地维持君臣关系并践行自己的处事原则的,我们应当从中悟出凡事都尽心尽力、谨言慎行的道德品质。
结语
经过大约五个月的时间,我终于完成《苏轼请辞类散文》的撰写工作。这是我学生时代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不仅仅是大学四年,它是对我整个学生时代所学所感的一次最终体现。这篇文章的撰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一方面苏轼其实并不是我最喜爱了解最多的古代文人,这样一个诗书画文词乐烹俱佳的“全才”对我来说过于遥远和虚幻;另一方面,关于苏轼请辞类散文的文献资料——不光是研究文献,连苏轼的请辞类散文本身都非常少。所以我的论文撰写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挖掘原文再向其经历与思想靠拢的过程。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我对这个旷达到令人无法相信的才子有了深深的认识。
当然我的研究能力是有限的,是不成熟的,论文导师评价我的初稿时曾说“你有一些东西让人觉得是凭自己的感觉写出来的”。我听完喜忧参半,忧的是自己的论文可能不够严谨;喜的是,有了自己的感觉才会有自己的研究,然后才能突破,造就自己的论文。希望这次的经历能够激励我,激励我在理性与感性中保持中立,在文学学习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参考文献
[1] 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2]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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