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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经济类散文探析

作者2021-06-04 17:53未知

摘要 宋代积贫积弱,财政问题严重,苏轼为官三十余载,期间多作散文向皇帝阐述经济问题。苏轼的经济类散文文体包括策、状、书、札子,四种文体各有其特征,思想内容主要与赋税、变法、商业问题相关,表现了在特定社会背景下苏轼独特的经济思想。作为著名的文学家,苏轼的经济类散文也有其自己的艺术风格,具有情理结合、不为空言、论事明晰、用词庄重的特点。本文以苏轼经济类散文涉及的理念、措施、对变法的态度为研究对象,梳理相关散文的评价、社会影响及文本特征,考察其经济类散文的价值与意义,总结经济类散文的艺术风格,丰富对苏轼散文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 苏轼  经济思想  散文  艺术风格  王安石
 
Analysis of Su Shi's Economic Prose
Abstract Song Dynasty was under a poor and weak situation.It has a serious financial problem.Su Shi worked in imperial court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He writed many literary works to tell the emperor financial problem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Su Shi's economic prose style includes Ce, Zhuang, Shu and Zhazi, each of the prose style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ts ideological content is mainly related to taxation, reform and commercial issues, which shows his unique economic thought in a specific social background.As a famous litterateur, Su Shi's economic prose also has its own artistic styl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emotion and reason, not empty talk, clear discussion and forthputting of solemn words.This article takes Su Shi’s concepts, measures,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refor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bs the evaluation, social impact, and text characteristics of relevant prose, find out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prose.And summarizes the artistic style of economic prose to enrich the study of Su Shi's prose.
Keywords Su Shi  economic thought  prose  artistic style  Wang Anshi
 
目  录
引 言 1
一、苏轼经济类散文写作背景 2
(一)苏轼职官情况 2
(二)北宋时期的经济状况 3
二、苏轼经济类散文的文体与特征 4
(一)策 4
(二)状 5
(三)书 5
(四)札子 5
三、苏轼经济类散文的思想内容 6
(一)关于赋税问题 6
(二)关于变法问题 6
(三)关于商业问题 7
四、苏轼经济类散文的艺术风格 8
(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8
(二)文有实用,语必明达 9
(三)论事明晰,用词庄重 9
五、苏轼经济类散文的评价与意义 10
(一)对苏轼经济类散文的评价 10
(二)现实启发及意义 11
结 论 12
参考文献 13
致 谢 14
 
 
 

引  言
 苏轼,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眉山人,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帝统治。他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都位于“唐宋八大家”之列,在文学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文纵横捭阖,诗豪放恣肆,后世所云“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也体现了苏轼的文学地位。同时他还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文章对国家政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参政期间,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同时也反对顽固守旧,有着自己独特的政治态度。由于反对新法,苏轼多写文讽谏、批评新法施行,被冠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多次遭受贬官。获大赦北还途中,病逝于常州,宋孝宗时追谥“文忠”。苏轼散文的主题十分丰富,经济类散文就是其中的一小类,他在文学上的伟大成就经常引起学者们的广泛研究,但是没有学者系统地对苏轼经济类散文进行剖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之上,旨在对苏轼的经济类散文进行探析。除了能够研究苏轼本人的经济思想,对了解北宋经济发展状况也有重要意义,对了解同时代政治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也有所帮助。
王水照、朱刚合著的《苏轼评传》从政论,政见、政治人格评价了苏轼的政治态度,对《策别》的一系列文章进行分析,探讨了苏轼早年政论中的各种主张。近十年来,也出现了许多关于苏轼经济思想的论文在期刊上发表。舒乙,王欢在《苏轼散文中的政治思想及其变法态度》中梳理和剖析了苏轼散文中的政治思想,分析了《思政论》,将财政危机归结为滥修祷祠、税法废弛和军事行动。方宝璋在《略论宋代苏轼的经济管理思想》中阐述了苏轼的经济管理思想,包括安商利商、人口问题、社会救济、水土治理四个方面。许多学者将苏轼的治国理念同王安石变法相结合,对其进行对比分析。丁建军,陈羽枫在《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以<上神宗皇帝书>为中心》中从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三个方面对苏轼的经济政治理念进行了具体分析。

一、苏轼经济类散文写作背景
苏轼参政期间多写文章上奏反对变法,多年在地方的为官经历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经济思想,他的经济类散文的创作并非一蹴而就,想要研究其经济类散文就需要了解相关背景:苏轼的职官情况与北宋的经济情况。
(一)苏轼职官情况
苏轼的职官情况以王安石变法和元祐更化为节点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景佑三年至熙宁二年
这一时期是王安石全面变法之前。嘉祐元年苏轼兄弟首次赴京参加科举考试,通过了礼部省试,又在皇帝主持的殿试中合格,双双获赐进士及第。苏轼的策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名声大振。父子三人因苏轼母亲程夫人去世回蜀治丧,嘉祐五年回朝后苏轼被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嘉祐六年,苏轼与弟苏辙参加了“贤良科”制举考试,苏轼被任为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正式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在凤翔任满三年后苏轼还朝以殿中丞差判登闻院,又经过一次学士院考试,授职直史馆。治平三年苏轼父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回乡,守孝期间北宋政局发生巨大变化:宋神宗即位,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依王安石提议创设了变法主持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的政见与王安石相左,除司马光以外其余人几乎都遭遇了贬谪。
2.熙宁二年至元丰八年
这一时期是王安石变法全面开展的时期。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着手实现他的政治蓝图。熙宁四年,苏轼任开封府判官,作《上神宗皇帝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受到神宗赏识,被命为“条例司”属官,参与议法,神宗的本意是希望苏轼和王安石一同推行变法,但是苏轼对“新法”中的大部分内容和实行持反对态度,因此写的奏议大都是批判“新法”的实行。于是受到了王安石的排斥,二人学术不同,政治思想相异,自然难以共事。在王安石意识到苏轼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政敌后,指使新党弹劾苏轼,苏轼要求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熙宁四年六月,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熙宁五年上任,时卢秉提举两浙盐事,改革盐法,苏轼被命监视开源运河,到湖州考察,又至秀州,后调往密州任知州,熙宁九年离密移知,熙宁十年至徐州任知州,遇黄河决堤,苏轼亲自率领军民筑堤抗灾。元丰二年至潮州任知州,苏轼的诗文被新党指摘,纷纷上章弹劾,给他扣上愚弄朝廷、包藏祸心、对皇上不忠的罪状。神宗批示将刚上任湖州知州不久的苏轼逮捕,押往汴京审讯。“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元丰七年,宋神宗“不忍终弃”,将苏轼从黄州移至汝州。这段时期苏轼的仕途不顺,遭受贬谪,被调离政治中心,开始接触底层百姓的生活。
3.元丰八年至元祐八年
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神宗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与神宗不同,高太后不支持新法的施行,于是打压新党,起用司马光,这十年又被称为“元祐更化”。苏轼复朝奉郎任登州知州,紧接着又奉调进京,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被升为中书舍人掌“外制”,六个月后被升为翰林学士掌“内制”,后又委以右司谏之职。苏轼在人事升迁中保持着独立的思考,发现若罢废新法旧的问题又会重新浮现,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引起了保守势力的不满,自觉不安于朝,于是请求外调,获准出知杭州。在杭州任满回京的苏轼担任翰林学士未数月,又外任颍州知州,接着改任扬州知州、定州知州。苏轼在这段时间被短暂地起用,由于反对保守势力又遭遇贬谪。
4.元祐八年至建中靖国元年
宋哲宗执政后起用新党,恢复“新法”,苏轼再次被贬,落二学士,以本官知和州,又改英州,旋降左承议郎,被贬途中连续受到贬谪,最终为宁远军节度副使,贬至惠州。元祐大臣中受处罚最重的就是苏轼,在惠州三年后,苏轼又被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元符三年宋哲宗去世,其弟赵佶即位,政局再一次转变,新党以宰相章惇为首遭到打击,元祐旧党逐渐又被起用,苏轼内迁廉州,后被调为舒州团练副使,元符三年朝廷大赦,得旨复任朝奉郎。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里,跋涉奔波,足迹几乎贯穿了南中国,得以北归,却一病不起,最后在常州逝世。
(二)北宋时期的经济状况
苏轼的经济类散文的创作必定基于以北宋经济基础为主的社会环境之上。宋朝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历时三百一十九年。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北宋经济繁荣,可以说是居于世界前列。农耕自然经济与前代相比也是大有进步,在国土比唐代更紧缩的情况下,更加注重农业技术,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能够使耕地面积不少于前代。田赋收入也是十分可观,就是在财政困难发生的仁宗在位时期,田赋收入也达到了5358万[],高于唐代初定“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的5000万[]。手工业也十分发达,在《清明上河图》中可见一斑,画中汴京的繁华与如今的上海、深圳、香港等一线城市比起来也毫不逊色。商品交换规模壮大,工商从业人员也逐渐增多,商品数量和种类繁多,城乡市场也在飞速发展,税收成了国家财政的巨大支柱。
然而表面的太平之下,掩盖的是积贫积弱的王朝。为实现君主独裁,提高皇权,分割相权,将兵权与财政权力集中于中央,以削弱诸侯势力,避免藩镇割据,但同时也导致了“冗兵、冗官、冗费”问题的产生。政府每逢灾年就将流民编入军队,还从全国各地挑选强壮士兵编入禁军,导致军队人数成倍增长。禁军直接对皇帝负责,有一半在京师轮流驻守,禁军的频繁调动导致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尴尬局面。为削减官员权力,将官职与实权分离,重文轻武,又大量授予官职,导致官僚机构冗杂,官员办事效率十分低下,贪污腐败现象严重,竟会出现“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的情况。军队、官员人数的激增导致了国库巨大的开支,养兵之费占政府全部收入的十之七八,官吏俸禄虽然比养兵之费少,但是通过贪污剥夺的财富却比军队的开支更庞大。宋太宗在位时,由于放任无限制的土地兼并,导致土地高度集中在大宋皇室、文臣武将、官僚地主、官商大贾手上,地主占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十,手中却掌握着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耕地,通过“包租制”、“分成制”等土地剥削方式剥削农民,以获得一半或一半以上的产量[],致使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社会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引起了大大小小的起义。对外逐渐无法抵御辽、西夏的侵扰,每年向外族交纳岁币以求暂时的和平。财政不足,民生不安,禁军庞大无用,宋太宗时期国家财政还盈余大半,到英宗时期就已经入不敷出了。
二、苏轼经济类散文的文体与特征
苏轼经济类散文是上呈给皇帝的文书,属于古代公文的范畴,文体包括策、状、上书、札子。
(一)策
策是一种上应皇帝的策问或向皇帝献策的文体,苏轼早年参加应制科作了一组政论文,他将自己想要献纳的言语归纳为二十五篇,分别是《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以阐述他治理国家的策略。《策略》具有总论的性质,将国家的危机总结为“民生不安、财用不足、上下不通、边患不息”,接着在《策别》中分为“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四个主题依次阐述治理策略。其中与经济问题相关的是《厚货财》篇,在《厚货财》中又分别将国家财用问题的解决措施分为两点分别论述“厚货财者,其别有二。一曰省费用……其二曰定军制”,第一点是节省费用,减少支出,第二点是制定军制,减少供养军队的花费。文章结构清晰,以总分的结构进行论述,在省费用和定军制这两条解决措施之下分别阐述了具体的政策,有理有据,内容完整,但是提出的理论较为理想化。
(二)状
状根据内容和功能的不同可分为礼仪性的“状”和政务性的“状”,苏轼一生所做的状大多是议论时事,而政务性的“状”也可根据受文对象的不同分为“奏状”和“申状”,“奏状”的受文对象是皇帝,“申状”受文对象是上级,比较二者格式,状头部分内容相似,正文也是就事论事,而状尾部分则能体现出差别,奏状更加强调需要皇帝的回复,因此都是以“伏候敕旨”为状尾[]。在“状”中,苏轼会就具体的已发生的事件展开论述,指出问题所在,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解决的方案,并要求皇帝批复,譬如《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一文,文章围绕散发青苗钱造成的社会危害进行论述,请求取消青苗钱的散发,比起用情,状更注重以理说服皇帝。
(三)书
春秋战国时期,臣僚向君主进呈的文字统称为“上书”,随着社会变革,到宋代使用的奏议文体大多是“状”和“札子”。与“状”、“札子”这种一文一事的文体相比,在“书”中可以言及多事,所以“书”的篇幅会更加长。如《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以《上神宗皇帝书》为例,“上”指上奏,文章内容不是单一的主题,就直接以“上……皇帝书”为题。文章按总分总的结构表达了对新法和“条例司”的创立的反对,先描述事实,接着分析原因,最后提出自己的意见,观点鲜明,论证详尽,文章篇幅虽长,但不显杂乱。相比“状”和“札子”,苏轼所作的为数不多的上书情感更加强烈。
(四)札子
札子是宋代才被用以奏议的文体,由于宋代政治体制复杂,导致大量公文需要批阅,使用其他文体需要严格遵守公文体式,因此札子的使用会更加频繁,札子功能与表、状、疏等文体相似,但札子相对来说更加简短,大多是一事一札,札子程式简单运用灵活,在宋代被大量运用在政务之中,且由于札子只有高级官员能用来奏事,所以更容易得到皇帝亲览,固定以“请裁决”请求皇帝的重视与批复。在内容结构上,札子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提出问题或表明态度,接着对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自己的意见。例如在《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中,苏轼向皇帝表达了对收取五谷力胜税钱的反对,并阐述了收取五谷力胜税钱造成的负面结果,最后要求停止征收税钱,以惯用语结束全文,篇幅简短,情理兼备,条理清晰。
 
三、苏轼经济类散文的思想内容
苏轼所作散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政论和史论,一类是记和书序,还有一类更具文学性,包括了随笔杂记等。苏轼的经济类散文属于政论一类,他对于经济问题的论述广泛而全面,针对时弊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一部分将从赋税、变法、商业三个方面探析苏轼的经济类散文的思想内容。
(一)关于赋税问题
赋税是国家管理财政的重要手段之一,一般来说,只要朝廷适当赋税就不会出现巨大的财政问题,然而到了宋朝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苏轼批判国家赋税种类过于繁多“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他认为富国在于裕民,因而建议减轻赋税,与其“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而广泛索取,不如节约自己的用度开支,属于典型的“节流”思想。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他提出通过检验考察灾害情况来确定赋税的种类和数量,遇到秋天大旱,就理应减少纳税。同时他申请免去下层贩卖食盐的小民的“盐课税”,河北、京东地区官府并不专卖食盐,下层民户以贩盐为生,但是盐课税日益增加,无法生存的百姓就去当盗贼。随着盗贼日益猖獗,官府一项重大的支出是告捕的奖赏,这一项支出逐渐也变得十分可观。于是苏轼提出减免三百斤一下小盐贩的赋税以刺激下层人民去贩盐,带动盐货的流动还能减少由于恰逢灾年无奈成为盗贼的人数,以此变相增加国家收取的盐税,恢复社会安定。
在要求减轻赋税的同时,苏轼还认为应当合理使用税收,在《论给田募役状》中他明确指出宽剩钱取于民也应当用于民,苏轼列举了五点用宽剩钱去购买百姓田以此来招募役人的好处:如果依旧推行免役法,可以减少役钱的支出,若实行差役法“则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减,农民自宽”[];使给田应募的百姓更加安于本分;解决粮食低贱,农民卖田卖不出去的问题,提高粮食和土地的价格,改善农民的生活;官方散财买田平衡了财物和金钱的流通;安抚百姓情绪。可以看出苏轼希望通过赋税的改变,使国家财务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人民成为国家财政的储备,国家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
(二)关于变法问题
王安石的变法是苏轼政治生涯几度起伏的根源,苏轼的许多经济思想都是针对王安石的变法提出的。谈及苏轼对变法的态度,历来学者都有不同的意见,过去有学者研究认为苏轼反对“新法”将他定性为保守派,也有研究过他的政论后认为他属于改革派的。总体来说,苏轼与王安石一样是支持社会变革的,但是他反对王安石改革的方法,改革的时机和改革的速度。宋朝当时的经济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不改革,国家就没有钱,也没有能力抵御外敌。因此,苏轼并不反对进行改革,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变得太快、太急。宋神宗对改变眼前形势的态度十分急切,王安石在变法上又独断,导致“新法”的施行造成了社会动荡,没能真正解决当前的财政问题。苏轼所希望的是“渐变”,是循序渐进地改善而不是大刀阔斧地“骤变”,“骤变”可能在没有解决旧的问题时又造成了新的祸乱,苏轼在文章中提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由于皇帝与王安石急切想要落实“新法”,执行的官吏矫枉过正,执行出现偏差,没有正确贯彻新法。在《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苏轼上奏指出由于提举官急于取得功效,务求多撒钱,以满足人民需要为名,实则强制抑配,违背了散发青苗钱的初衷,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他希望停止发放青苗钱,所有申请借过钱粮的人家分次随二税偿还,以减轻农民负担。
与王安石想要通过“取富于民”挽救国家财政的理念不同,苏轼更倾向于“藏富于民”使国家富强,“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则易为功”[],这一理念与儒家传统“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仁政观点如出一辙。他所提倡的“给田募役法”的目的就是如此。苏轼对“新法”并不是完全反对,熙宁初年苏轼原本大力反对免役法,但在地方为官实践后,他发现通过向役户征收免役钱或助役钱,百姓可以免除差充,能够将精力放在发展农业上,如此一来百姓和政府都能得到休养,于是对免役法持肯定态度,成为了“免役法”坚定的拥护者。在《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中,苏轼详细比对论述差役法和雇役法的优缺点,描述了目前百姓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改良意见,希望朝廷能将法令定下并果断推行“免役法”以安定农民。苏轼对待变法的态度的转变,代表着他对待经济问题始终以自己的独立思想看待,保持着自己的思考和认识。
(三)关于商业问题
与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不同,苏轼提出“农末皆利”的主张,重视商人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在《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中,苏轼指出“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他认为自由流通可以自发调节社会经济,粮食不予以征税,商业就必然兴旺,受灾地区就能互通有无,更容易救济,官私费用都能节省,好处无穷,因此苏轼极力反对收取五谷力胜税钱。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主张免除小商贩的盐税,使偏远的地方也有盐可食,同时刺激大商贩手中所囤积的盐的流通,还能驱使无法过活的贫民参与贩盐以减少盗贼数量,维护社会安定,虽然不对小商贩收税,但是由于食盐的加速流通,国家的商税并不会减少,兼顾了小商贩、大商贩、国家三方利益。
苏轼还认为官府不应该与商贾争利,反对官商专卖,主张放宽政策,让百姓能够有一定的自由进行贸易往来。在《乞罢登州榷盐状》中苏轼点出,京东路实行盐货官府专卖制度使官府得厚利的同时,在似乎没有多大害处的表面之下,旧日京东路繁衍的小商贩无以为生,许多人转而做盗贼的情况,接着列举三点人民遭受的苦难,并请求废除登、莱两州的食盐专卖制度。
长期的地方官实践使他看到了繁重赋税对经济发展的阻碍,自由贸易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使他具有超前的商业眼光与经济思想。
四、苏轼经济类散文的艺术风格
苏轼的经济类散文属于古代公文的范畴,作为实用文体,它为古代行政管理制度服务,受到古代文书制度的制约,但与现代公文不同的是,它有着丰富的文学色彩,具有艺术特色。苏轼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同时有着极高的文学成就,他的经济类散文情感与理智并重,语言畅快明达,用词庄重典雅,体现出苏轼独有的艺术风格。
(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经济类散文作为上行公文,要用道理说服上位者。苏轼用《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一整篇文章来表示对散发青苗钱的强烈反对,文章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描述了青苗法的实行造成的现状,接着回顾了熙宁以来推行青苗、免役二法的历史,最后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并请求皇帝停止实行青苗法。文章结构完整,内容严谨,有理有据。
苏轼的经济类散文多议论,想要说服君主就必须使自己的观点为朝野内外信服,文章就必须要通俗易懂使旁人易于接受。苏轼在文章中常引用先贤的典故来劝勉君主,通过引据经典来增加散文的说服力。在论述天下财富问题时,就引了周朝的典故:“昔周之兴,文王、武王之国不过百里,当其受命,四方之君长交至于朝廷,军旅四出,以征伐不义之诸侯,而未尝患无财。方此之时,关市无争,山泽不禁,取于民者不过什一,而财有余”[],对比当时社会,指出了天下并不是没有财富,而是因为支出过多导致财用不足,接着阐述了省费用的理由,描述了一个理想化的经济治理情况。
一般散文遇到复杂的政治难以将人情物理相结合,因此需要借助一些修辞,比喻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在《再上皇帝书》中,苏轼直接就将新法比喻成毒药来强调对社会的危害,“臣又闻陛下以为此法可试之三路。臣以为此法,譬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生死,试其未效之方”[]。在《策别·厚货财》中,他用小民之家推及整个国家财用,将赚得越多越贪婪,需求越多钱财越不够用的道理形象地传递给了皇帝,同时也使增加国家财富就需“省费用”这一意见更容易让皇帝接受。
(二)文有实用,语必明达
苏轼作为一名文学大家,他始终认为“人才以智术为后,而已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强调了文章须实用,“不为空言”也就成为了他的创作原则。苏轼的文章目的都十分明确,每一篇文章围绕着一个主题进行论述,即使是篇幅较长的《上神宗皇帝书》等文章也是针对新法发表的看法,同样也是带有明确的目的而作的文章。苏轼始终遵循着自己的原则,反应在文章中就更加有明确的框架。虽然苏轼的经济思想不如王安石那样进步,甚至可以说相比王安石的经济理念更加保守,但是他的论述都是针对时弊所发,其经济思想也都是从实际出发,真正做到了为百姓说话。《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是苏轼在密州上任推行“给田募役法”发现效果良好后,系统论述了差役法和雇役法的利弊问题,并针对雇役法的不便之处提出改善意见的文章。文章中的论据都立足于客观事实,即苏轼在密州为官的经历,具有客观性。同时使用了大量的数据来支撑他的观点,譬如谈及施行雇役法时百姓需要缴纳的费用时“方雇役时,每户岁出钱多者不过三四千。而今应一役,为费少者。日不下百钱,二年一替,当费七十余千。而休闲远者,不过六年。则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余千,而今者并出七十余千,苦乐可知也”[],可以看出苏轼认为百姓缴纳的费用过多,雇役法定的岁钱给人民造成了负担。整篇文章简明扼要,繁简得当,没有对现实情况过多叙述,始终围绕中心进行论述,真正做到了“文有实用,语必明达”。
(三)论事明晰,用词庄重 
“欧文优游有余,苏文昭析无疑”[]苏轼的经济类散文中对宋朝当时的经济情况有着客观独立的认识,这与他多年在地方为官的经历有关。在前期,苏轼的思想还是比较理想化的,早期所作《策别》中表述了一种理想的社会治理的情况,但是现实并不可控,因此他在多年为官后对社会问题有了更现实的见解,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就是明晰、辩证的议论。苏轼早年曾呈《上神宗皇帝书》反对免役法,他先从制度演变的历史来否定免役法,接着阐述了人民缴纳免役钱后却不能无条件地真正“免役”,甚至相当于多被收取了一份“庸钱”的情况,表达了对可能会出现“庸钱不除,差役依旧”的情况的担心,而这一担心也确实成为了现实。经过苏轼在地方的实践,他发现新法如果能使用得当也是人民的一大福祉。他在密州实行了“给田募役法”,而这一法就是免役法的改良,免役法本质是一种分工方法,他在《论给田募役状》中先总述了实行给田募役法的五点优点,指出了政策在实际施行中的两点弊病,最后分点列出给田募役法实行的具体事项。文章考虑得十分周全,文笔纵横,始终本着“因法以便民”的原则,真正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作文章。
苏轼的经济类散文作为奏议的一部分,毕竟是上行的文书,遣词造句都更加慎重,多用固定句式例如“仅录奏文,伏候敕旨”之类,在分析利弊、提出建议时也更加谨慎委婉,给皇帝留下思量的余地。同时在文中也会适时地表达对君主的感恩、敬重之情,譬如在《论给田募役状》中“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慕感涕,不知所报,冒昧进计。伏惟哀怜裁幸。”[]用词庄重严肃,放低自己身份的同时文风又肆意磅礴,二者和谐共存,形成了一种苏轼特有的语言风格。
五、苏轼经济类散文的评价与意义
(一)对苏轼经济类散文的评价
苏轼为官三十余年,几度宦海沉浮,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保持着独立的思考。从他的散文中也不难看出他的政治才华,只不过北宋政局没有给他展示的机会。即使遭遇连续贬谪,他始终保持着忠君爱民之心,为人民的利益请命。黄振评曰:“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盖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长于指陈世事,述叙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气锐,尚欲泛扫宿弊,更张百度,有贾太傅汉庭之风。及既惩创王氏,一意忠厚,思与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隐,发越恳到,使严廓崇高之地,如亲见闾阎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恻然感动者,真可垂训万世矣。”[]从年少时期意气风发欲匡时济世,作文章尚且具有理想化色彩,到多年为官,亲身体会了人民的苦难,文章更加深沉现实,最终能够垂训万世。苏轼的经济类散文蕴含的思想体现出儒家仁政特点,他始终忧国忧民,关怀整个天下的危亡,因此到了晚年,他的政治关怀能够走出庙堂,迈向黎明百姓的生存状态。从苏轼所作的经济类散文的形式看,苏轼公文写作具有文体多样性与文学性,既能保证文章实用,又能具有丰富的艺术色彩。
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苏轼的经济思想并不出彩,从苏轼早年的政论来看,他并不认为有必要专门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解决财政困难问题,相比之下,他更关心的是吏治、民生、兵治,如果这些方面能够处理完善,那么财政问题就自然而然得以解决,所以苏轼即便不像传统儒家学派思想那样耻于言利,他还是不理解王安石的那些理财学说。在《苏轼评传》中,王水照教授认为与王安石的“新法”的创新相比,苏轼就略逊于论财。然而,从苏轼实际的政绩来看,虽然苏轼缺少对“理财”的关注,但是他的经济思想在地方“试点”实行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现实启发及意义
苏轼的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倾向,打破了“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重视商人在贸易流通中的作用。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当今看来,苏轼提出的一些经济思想相比较王安石的“创新”来说,只能算作常识,但是在当时的特定社会状况下常识并没有输给创新:苏轼任地方官期间,几个州在他的治理下社会安定,灾情得以控制,经济有所增长。即使是传统的常识,能像苏轼冲破传统提出“农末皆利”这样的观点做到开拓创新,也同样能够为社会带来巨大的进步。苏轼经济散文中的民本思想也是延续至今,合理使用税收、节省费用、裁除冗余对于当今经济规划也有借鉴意义。
虽然苏轼的许多观点都是切合时弊的,但是在宋朝积贫积弱,经济出现巨大问题时依旧极力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也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苏轼主要将解决经济问题的希望寄托于解决军制、官制问题上,看到了“节流”的重要性,关于“开源”的思想相对比较隐蔽,虽然有些措施在客观上是有生财效果,但是“开源”方面显然没有王安石做得好。
研究苏轼的经济思想并不是为了证明他的经济思想有多么超越古今,也不是因为这思想对当代的借鉴意义有多么巨大,而是为了通过对他经济类散文的学习丰富对苏轼其人思想的理解,窥探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状态,了解在那个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他的经济思想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

结  论
本文基于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根源和苏轼几度起落的官宦生涯,对苏轼的经济类散文的文体、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了探析。
苏轼经济类散文的四种文体各有特色:“策”篇幅较长,采用总分结构进行论述;“状”的内容结构一般由状头、正文、状尾组成,正文包括点明问题、表明态度、分析利弊、提出解决方案四项内容,最后以惯用语结束,结构相对固定,大多一文一事;“书”篇幅较长,可以一文多事,有明确的框架;“札子”篇幅简短,一文一事,使用频繁,内容结构一般是先提出问题或表明态度,接着对问题进行分析,最后表达观点。苏轼的经济类散文有助于丰富对古代公文的研究,对现代公文写作也起到借鉴作用。
本文选取赋税、变法、商业三个方面对苏轼的经济类散文的思想内容进行研究,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在赋税问题上,苏轼提出减少赋税,减轻人民负担,合理使用税收,减少支出;在变法问题上,苏轼对新法主要持反对态度,反对王安石改革的方法,时机和和速度,他认为王安石独断的改革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动荡,但是在地方为官实践后苏轼支持使用免役法,以便民为原则,希望通过“藏富于民”使国家富强;在商业问题上,苏轼提出“农末皆利”的主张,重视商人在贸易中的作用,主张官府放宽政策,让利于民。
苏轼的经济类散文属于古代公文的范畴,虽然受到文书制度的制约,但依然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苏轼的经济类散文叙事与议论结合,文章以实用为本,条理清晰,具有辩证思维,对后世散文写作有借鉴作用。
对于苏轼经济思想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争议,我们并不能从一时的成功与失败看出这些措施的好坏,必须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从中获得经验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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