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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雷《名利场》副标题之解析

作者2021-06-04 17:52未知
 

摘要 威廉•萨克雷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名利场》是他的成名作。除了杨绛在为杨必版《名利场》写的译本序中提出副标题的两种翻译“一部没有英雄(没有主人公)的小说”之外,该副标题没有被刊登在其他译本中。看似可有可无,其实该副标题具有多重内涵,萨克雷全知地描写形形色色的自私、虚伪的小人物,真实地展现人性善恶的两重性,揭露19世纪英国追名逐利的社会本质。副标题的成因也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在欧洲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下,文学必然发展,萨克雷受到真实的创作原则以及《圣经》“原罪”论的影响,意图用副标题来揭露物欲横流的名利场。
关键词 《名利场》 副标题 多重内涵 背景成因
Analysis of the Subtitle of Vanity Fair Written by Thackeray
Abstract William Thackeray was a 19th century Victorian English novelist of the critical realism,Vanity Fair is his masterpiece.The subtitle has not been published in any other translation, except for the two translations that Yang Jiang proposed for the preface to Yang Bi’s version of Vanity Fair: “a novel without a hero”. Seemingly unnecessary, this subtitle actually has multiple connotations. Thackeray fully describes various selfish and hypocritical little people, truly shows the duality of good and evil in human nature and reveals 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pursuit of fame and fortune in 19th century Britain. The causes of subtitle also have a complex social,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s. Under the changing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Europe, literature is bound to develop. Thackeray was influenced by the true principles of creation and the theory of “original sin” in the bible, and intended to use subtitle to expose the materialistic vanity.
Key words Vanity Fair Subtitle Multiple connotations Underlying causes
 

 
目  录
引 言 1
一、副标题的多重内涵 1
(一)全知视角下的非聚焦书写 1
(二)人性的善恶两重性 3
(三)追名逐利的社会本质 7
二、副标题的背景成因 8
(一)从描写英雄到小人物的创作转向 9
(二)真实的创作原则与《圣经》的“原罪”论 10
(三)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1
结 语 12
参考文献 13
致 谢 14
                                          
 
 
 

 
引  言
对比其他著名的英国文学作家如莎士比亚、哈代、狄更斯等的钻研热,学界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威廉•萨克雷。《名利场》被认为是萨克雷在文学界的奠基之作。在这部小说中,萨克雷坚持真实的创作原则,具体描摹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浮华荒唐、唯利是图的丑恶现象,揭示败坏人类品性的根源是笼罩着整个社会的自私自利。国内外学者对萨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形象分析、讽刺艺术手法、译本翻译理论、文本异同比较等。
《名利场》这一书题契合萨克雷笔下揭示的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丑陋现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作者一开始是将书题定为“一部没有英雄(没有主人公)的小说”。该书题后被用作副标题,但在国内此副标题却没有被刊登在发行的中文译本的封面上。学者对《名利场》副标题的研究也较少,知网中仅有的两篇通过分析人物形象来印证副标题的立意。而萨克雷在该副标题中赋予的深刻内涵,以及副标题形成背后复杂的原因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因此,本人将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文献研究、归纳分析等方法,进一步从副标题的多重内涵及背景成因这一新角度来解析《名利场》的副标题。
一、副标题的多重内涵
杨绛在为杨必版《名利场》写的译本序中指出小说的副标题有两种翻译,“一部没有英雄(主人公)的小说”[]。从这两种翻译,可知小说中没有完美的英雄,也没有特定的主人公。作者采用全知的叙述视角,带领读者了解英国社会的众生相,书写了虚伪、唯利是图的名利场中的众多小人物。萨克雷眼中没有绝对的主角,更没有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每个人都是集善恶两重性于一身的小人物。他通过描写这些不能主宰自己命运、逆来顺受、随波逐流的小人物,意图揭露追名逐利的社会本质,并且让世人明白为实现短暂、虚无的欲望而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地位,到头来只会收获一场空。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直称心如意,这也是作者想通过副标题,向读者隐晦地传达小说虚名浮利的主题。
(一)全知视角下的非聚焦书写
萨克雷通过全知的视角,在小说中没有刻画能够改变社会、主宰自己命运的英雄,也没有将视线聚焦在某个特定的主人公身上。在小说中,萨克雷不仅是故事的讲述者,他还经常化身为不同的人物。在萨克雷的带领下,通过描写这些小人物们相互平行又相互交织的行动轨迹,揭露在时代中挣扎沉浮的小人物们不幸的命运,勾勒出英国社会的众生相。
副标题两种不同的翻译并不冲突,因为小说中没有主角、中心人物,作者也没有围绕英雄来展开叙述,而是通过介绍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独立而又相互交织的行迹,完成对英国社会的速写。在描写笔下的人物时,他没有给某个小人物加上主角光环。这些小人物只不过是崇尚金钱、地位,追求名利的芸芸众生罢了,他们无法把控自己的命运,只能在不稳定的人生中浮浮沉沉。正如杨绛在为杨必版《名利场》写的译本序中指出“他写的是沉浮在时代浪潮里的一群小人物,像破产的赛特笠,发财的奥斯本,战死的乔治等”[]。小说中的赛特笠老先生是典型的逆来顺受型小人物,这个性情随和、很爱开玩笑的老头,一开始也是个成功的股票商人,受到其他人的尊敬。但是在他生意出现问题后,其他人一改先前对他的恭敬态度。从前他来银行,行长的儿子小白洛克总是堆着笑出来送客,如今却见了他就回避。此外,曾经的亲家老奥斯本更是认为他们两家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并且破产后的赛特笠不能再给爱米丽亚拿出十万法郎的陪嫁,所以老奥斯本拒绝让儿子乔治娶赛特笠的女儿爱米丽亚。破产之后,虽然赛特笠老先生依然不甘心地做投机买卖,但是小人物在这样一个虚伪、趋名逐利、充满丑恶风气的大社会中,本身就太过于渺小和卑微,没有能力跟命运进行抗争。因此虽然他不甘心,但是他此后的生意还是都一败涂地,赛特笠一家只能勉强度日。这位曾经风趣的成功商人最后变成了爱抱怨、唠叨、穷苦的可怜老头儿。在临死前,赛特笠老先生回想自己一辈子的遭遇,不管是早年的发达,还是后来的一败涂地都不重要了,“命运打败了他,如今再也没有机会向它报复”[]。萨克雷笔下的小人物们,他们注定成为不了改变社会、改变自身命运的英雄,只能是极其不幸的普通受苦百姓。因为面对不公平的命运,虽然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不甘心放弃,充满了欲望,但是他们都意识不到是这样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造成他们苦难的命运。因此即使自身有强烈意志,但没有能力改变社会,使得他们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
萨克雷是第一个打破小说中应该有结构这一成规的人,他率先采用一种全知视角下的非聚焦书写。在小说中,萨克雷没有设定一位主角来带领读者到社会的各阶层去经历。作为一位全知全能的作者,他自己直接来描写社会的各个阶级。他写的不是一桩故事,也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通过紧密但又各自独立的人际关系,窥探一群小人物数十年的成败得失,勾勒出一幅英国社会的全景。萨克雷在“开幕前的几句话”[]里,以操控傀儡戏的领班自居,毫不掩饰他对木偶的控制力。在这场表演中,什么事都瞒不了无所不知的萨克雷,充分体现他对笔下人物命运的全知全能。传统的全知视角大多倾向于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但是萨克雷并非以说书人身份来自顾自地不停讲述,而像是面向读者进行亲密对话的谈话者,隐藏在故事中。他创新地用第一人称将“我”带入故事之中,但“我”并不是卷入名利漩涡的故事人物之一,而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出发。
首先,全知全能的萨克雷不会盯着某个地点,也不会随着某个人物的生活轨迹。他以故事讲述者的身份,或是来和读者面对面对话,“亲爱的读者,当你在交际场里应酬时,难道没听过好心的女朋友们说过同样的话”[],这样的直接对话,让读者产生共鸣,思考自己有没有像爱米丽亚一样收到过类似的批判,并借其他人之口批判了爱米丽亚的性格;他或是带着读者自由行动,“现在我们该离开田园乐土,和当地那些纯朴可爱的好人告别,回到伦敦去探听爱米丽亚小姐的消息了”[],几句话就将读者带离蓓基的身边,来转入爱米丽亚及其周围人的生活。蓓基和爱米丽亚这两条叙事线索时而交织、时而平行。即使作者给读者们讲述的镜头没有跟随他们中的某些人,但人物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自由行动,牵制木偶线的萨克雷是无所不知的。
其次,萨克雷不仅是故事的讲述者,他还经常化身为其他人物。他可以化身为读者,“一位隐名的读者写给我一封信,‘我们一点儿也不喜欢她,这个人有意思,乏味的很’”[]。这位女性读者是否真实来信无从得知,但是作者是想借女读者之口,对爱米丽亚这一人物进行点评;有时候萨克雷还化身为小说中人物的朋友,旁观事情的发展,甚至和小说中的人物碰面,“我第一回和都宾上校和他的一群朋友相见”[],在面对面接触中观察他们真实的性格;萨克雷甚至化身为评判家,亲自来评点是非、评价人物,“我在这里插一句,你们这些板着正经脸、外面德高望重的人背地里不也常干下流事”[],不仅批判了贪慕虚荣的蓓基,也辛辣地揭露出上流社会体面人的虚伪、丑陋面目。萨克雷就像名利场中的一名向导,一边带领读者观赏众生相,一边对小人物及其命运进行评价、解说。在他的指引下,读者可以了解作品中所有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人物的个性特征。
小说的副标题暗示了萨克雷叙述的故事中没有主人公和英雄,他通过全知视角下的非聚焦书写,向读者介绍了一群在极其不幸的生活中苦苦挣扎,却始终无法真正改变命运的小人物。同时,萨克雷的身份在小说中也不断地变化,读者不仅能跟他“面对面”谈论故事的发展,还能跟随他一起亲身经历小说中人物发生的事情。
(二)人性的善恶两重性
英雄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副标题翻译为“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表明这部小说中没有完美的人物,都是集善恶于一身的、受时代和环境摆布的小人物。萨克雷认为对待笔下的人物,假如他们仁厚善良,就爱他们;如果他们不明事理,就和读者一起在背后偷偷地笑;如果他们丑陋险恶,那就用最狠毒的话诅咒他们。他没有刻画一个超凡绝伦的英雄作为小说的主角,小说中没有理想的、令人向往的崇高人物,萨克雷实事求是地写出真实的人性,小说中的人物不再完美,每个人都有缺点。
小说中主要女性人物之一的利蓓加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女性,她是追名逐利的冒险家。在蓓基眼中,亲情、友情是帮助她进入上流社会的工具。她坚信只有拥有金钱才能过体面的生活。对于利蓓加而言,如果没有阴谋、冒险、刺激,生活就会变得苍白,甚至毫无意义。在小说的开头夏泼和爱米丽亚离开学校的送别场面中,夏泼就和依依不舍的爱米丽亚不同,她早早地坐在马车不与其他人告别,出发后甚至将字典毫不留情地扔在花园里。可见她不同于表面显露出的纯真,实则心机深重、贪慕虚荣,可以利用身边的所有人来一步步实现自己进入上流社会的目标。在遇到罗登后,利蓓加拒绝了毕脱爵士的求婚,这不仅让克劳莱小姐觉得她是个不慕名利的好姑娘,也让罗登认为她十分单纯。就这样她慢慢征服了罗登,让他完全沦陷,最后偷偷和自己结婚。为了达到目的,利蓓加还可以不择手段地欺诈别人,在小说结尾甚至暗示她有杀害乔斯•赛特笠骗取保险金的嫌疑。就算是对待血脉相连的儿子,夏泼也表现出自私、凉薄的一面。她从不与儿子亲近,甚至在家里都不允许儿子与自己同桌吃饭,在发现儿子小罗登偷听自己给斯丹恩勋爵唱歌时,她也能毫不留情地掌掴儿子,这也导致最终小罗登拒绝和母亲见面。贪慕虚荣、自私冷酷、不择手段的夏泼成为小说中恶的代表,最终遭到小说中大部分人的厌弃,但这不代表作者在讲述故事时忽略了她人性中善的一面。
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是一个男性为主导,女性只能顺从和依附的父权社会。没有优良的出身、也没有靠谱的丈夫,想要体面的生活,蓓基只能选择靠自己的谄媚奉承,同不公平的父权社会对抗。同时,因为当时正处于功利主义社会,人们极端地崇尚金钱、地位,因此夏泼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学会不择手段地竞争。这也意味着她不同于传统的柔弱、依附的女性形象,只能成为违背道德伦理的恶的化身,但作者并没有完全否定她人性中善的一面的存在。夏泼具有独特的魅力,很难被人真正地厌恶。利蓓加的美貌以及多才多艺赢得男士们的追捧,懦弱的爱米丽亚十分妒忌她在跳舞场上大方、夺目的表现。只要利蓓加愿意争取,即使是挑剔的克劳莱老夫人也十分信任聪慧体贴的她,似乎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下。夏泼看上去狡诈、自私,是个看重名利、贪慕金钱的虚荣女人,但小说的最后她却热心宗教事业,成为慷慨的施主,这也正应了她当初的说法,如果她有了足够的钱,她确实能当个好女人。夏泼看上去冷酷无情,多次利用善良单纯的爱米丽亚,但是夏泼在看到爱米丽亚因为早已去世的乔治与都宾争吵、决裂时,虽然仍对好友自私、愚蠢的行为持以轻蔑态度,但是夏泼还是告诉爱米丽亚当年乔治想跟自己私奔的事情。正是因为夏泼说出了真相,才让爱米丽亚心中完美的乔治形象破碎,最后促成了都宾与爱米丽亚两人的美满结局。这些反转都可以看出作者对夏泼这类新兴女性并没有一味否定,相反,他十分欣赏夏泼聪明、独立、坚强的性格。总之,萨克雷在批判夏泼违背家庭伦理道德的同时,赞赏她身上的新兴女性特征,萨克雷矛盾的女性道德观在刻画夏泼人性善恶两重性时展现的淋漓尽致。
小说中另一个主要的女性人物爱米丽亚是萨克雷喜爱的女性角色,比起众叛亲离的利蓓加,和都宾的终成眷属结局显示作者对她的偏爱。萨克雷曾表示爱米丽亚由他生命中三个重要的女性组成,一部分是他最要好的女性朋友,一部分是他的母亲,大部分是他那可怜的太太。爱米丽亚贤妻良母、温顺柔弱的设定符合萨克雷对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要求,因此在写到这个可怜的女人苦痛和不幸的遭遇时,萨克雷经常显露出同情。但是另一方面作者也借小说中其他人物之口来批判她,比如蓓基对爱米丽亚懦弱、愚蠢性格表现出的轻蔑态度,还有对爱米丽亚一向忠诚的都宾在与爱米丽亚决裂时,也毫不留情地将她的自私自利、没有见识、无趣乏味等等恶的一面揭露出来。萨克雷甚至通过读者的来信,借读者直接的评价对爱米利亚软弱无能、呆板枯燥,依赖自私的性格表示不认可。
作品中的男性人物也同样具有双重个性。乔治•奥斯本和罗登•克劳莱都是士兵上尉,都属于花花公子型人物,他们风流、不务正业,但他们不是只有十足的恶。乔治生活在富有的商人家庭,他的人生一直被自私、专制、蛮横霸道的父亲操控,他的婚姻对于他的父亲老奥斯本来说是光耀门楣、进入上流社会的垫脚石。乔治不愿意屈从于被父亲安排的婚姻,因此在赛特笠一家惨遭破产,老奥斯本执意解除两家的婚约时,面对一再干涉自己决定的父亲,想到自己本身也是个有身份的上尉,乔治决定违背老奥斯本的意愿。但是乔治反抗父亲,坚持和爱米丽亚结婚,不是真如他所说,是因为一天比一天爱她,想对她负责。而是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上尉的尊严,才对专横的父亲进行一场宣战。乔治的本质依然是自私、爱面子、没有担当。因此在收到奥斯本法律顾问的来信,得知自己仅能继承两千磅后,他一边埋怨都宾将事情搞得一团糟,一边为不能再维持自己奢侈的生活而担忧。同时,这场婚姻也并没能使这位花花公子浪子回头。结婚一个多星期后,爱米丽亚就让乔治感到腻味了。在与多才多艺、体贴有趣的利蓓加相处后,乔治风流的本性逐渐显露出来。他将新婚生病的妻子冷落在一旁,和利蓓加一起跳舞、出游,甚至听着利蓓加奚落嘲弄自己的妻子也不生气。可见,风流、自私的乔治对爱米丽亚的感情并不真诚。但是这位帅小伙也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乔治是名合格的上尉,他对于战争的到来十分期待、充满自信。他认为自己有才气,可以靠自己挣一个好前程。出战临行前的自我忏悔,使乔治完成了一场灵魂洗礼。对自己的父亲,“他回忆到严厉的老头儿对他种种行事多么慷慨体贴,懊悔自己丢下他不顾”[];对自己的妻子,“他把那温柔天真的人给他的爱情看得太不值钱了”[];对自己,“自己自私自利,性情又暴虐,简直是浑身污点”[]。他对自己父亲和妻子的愧疚和悔恨,对自己罪恶的真实剖析,也让人不禁原谅他罪恶的过去,真诚希望他能够平安回来。这个花花公子勇敢地征战沙场,但最终战死,所有遗憾都没来得及弥补的结局不禁让人唏嘘。
罗登•克劳莱是位有名的花花公子,除了他的姑妈克劳莱老夫人十分偏爱他,其他人都嫌恶他,但是他却是一位体贴的丈夫、慈爱的父亲。罗登精通英国贵族的各项娱乐活动,嗜好赌博。夏泼写给爱米丽亚的信上这样评价他,“这纨绔子弟在小姐奶奶队里的声名可怕极了”[]。罗登的叔叔别德•克劳莱牧师在知道妻子要请罗登来家里吃饭时,恨恨的说道:“我可不要那混账东西来。他无恶不作,狂饮滥赌,是个十足的荒唐鬼。”[]此外,罗登上尉的官职也是姑妈克劳莱小姐出钱捐的,除了寻欢作乐,他一无是处、作恶多端。但是与婚后依然不改风流本性的乔治不同,罗登在与利蓓加结婚后对婚姻十分忠诚,展现出不同以往的善的一面。书中写“罗登•克劳莱上校虽然是个流氓,心地倒还厚道,有些丈夫气概,能够爱女人,爱孩子”[]。罗登和自私的妻子夏泼对待婚姻、家庭的态度相反,在战争临行前,夏泼沉着地像个斯巴达人,罗登却对妻子依依不舍、真情流露。他从前是个任性、不务正业的纨绔公子哥,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如今却担心妻子今后的生活,并为自己不能留给妻子足够的钱而感到懊悔。罗登只能对所有财产精打细算,决心将自己一切最好的留给妻子。战后重逢后,罗登对妻子仍一直表现出和顺疼爱。虽然利蓓加对儿子小罗登不亲近,也看不起疼爱儿子的罗登,但是罗登还是背着妻子给孩子满满的爱。看见妻子与其他男人调情,罗登也没有指责她放荡,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认为利蓓加漂亮能干,自己却没有丰厚的家产,也没什么本事,这种自卑的心理使得罗登在婚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在罗登看来,虽然夏泼游走在不同男人身边,但是内心也是深爱自己的,她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全家能过上更优越的生活。但是当罗登在招待所中写信求助遭到夏泼拒绝,回到家又看见声称生病不能起床的妻子在给斯丹恩勋爵唱歌后,他明白夏泼根本不爱自己,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自私的欲望,罗登终于忍无可忍决绝地离开。
乔治和罗登这两个男人的婚姻都是他们不幸生活的开始,但是也正因为有了爱情,他们才有机会意识到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才能改变一开始自私的本性,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也让读者能发现他们善的一面。
萨克雷写小说力求真实,他笔下不再有出类拔萃的完美英雄,每个人物都有缺点,都是集善恶两重性于一身的小人物。并且这些小人物大部分都是“恶”占主导,小说中正面人物较少。作者写实地描写人性“原罪”的恶,批判那些外表体面实则内心虚伪自私的上等人。同时,萨克雷也不忘借小说中人物“善”的一面宣扬仁爱,劝诫世人进行道德改良。
(三)追名逐利的社会本质
十九世纪的功利主义社会,人们为了远离困苦不堪的穷苦生活愈加推崇金钱,把不择手段地获得金钱和地位当作奋斗目标。极端地追求名利,道德和人性则被弃之不顾,人们逐渐变得愚昧自私。萨克雷曾经形容自己眼中的整个英国社会全给世人对财神的崇拜搞糟了,他认为至上而下的所有人,一边在巴结、诌媚和奉承,另一边却又轻蔑和鄙视其他人。萨克雷笔下的名利场正是这样一个掠夺金钱的功利社会,里面的所有人都是一心追求空虚名利、唯利是图的势力人,都用财富和地位来衡量人的价值。
面对名利世界中的拜金现象,萨克雷言辞犀利、冷嘲热讽。副标题“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意在表明小说中的人物即使处心积虑、费尽心思地获得了名利,却依然无法成为英雄。对小说人物追名逐利一生进行无情的嘲讽,加深了标题显示出来的批判色彩。“名利场”这一书题出自《天路历程》,班扬在书中写道朝圣者必须经过一个“浮华市集”,其中有被包括头衔、荣耀、地位等在内的各种“货物”所引诱而丧失理智,停留徘徊直至最终沦陷于名利市场的人,这些人永远也无法到达锡安山,也就无法救赎自己的灵魂,得到永生的机会。萨克雷用名利场之喻,将小说中人物生活的世界直接比作市场,所有的人际交往、人情往来都如同冷冰冰的货物交易,崇尚金钱至上。名利场(Vanity  Fair)“vanity”一词就有空虚、浮华,没有价值之意。自私冷漠的名利场中的所谓“上层人物”都不配称为主宰自己命运的英雄,因为随着金钱到来的短暂自得与满足,最终都会被无尽烦恼与苦痛所替代,到头来这些人物苦苦追求的名利都变得空虚、没有价值,终将只落得一场虚空。真正的英雄不会陷入名利的追逐与纠缠中,而是注重心灵、精神的丰富。作者讽刺了笔下这些小人物在这样追名逐利的社会中,终其一生追求的金钱、地位,不过是虚名浮利罢了。
正如小说中的奥斯本老先生堪称势力的典型。在曾经的恩人赛特笠遭遇不幸、面临破产时,老奥斯本冷酷嘲讽,甚至落井下石。他不再承认自己的儿子乔治和赛特笠的女儿爱米丽亚多年前的订婚。即使提到赛特笠多年前对自己的帮助,他也没有丝毫感恩之心,老奥斯本认为他是靠自己的天才和能力挣到了今天的家业。对于赛特笠如今的境况,他不仅不表示同情,甚至认为是因为赛特笠一个人在胡闹才导致的破产。除非赛特笠能把爱米丽亚的十万法郎陪嫁拿出来,不然就让乔治与爱米丽亚断绝交往。对待自己的家人,老奥斯本依然冷漠无情。在乔治拒绝与国内第一贵族的亲事,执意娶落魄的爱米丽亚时,在他眼里一直优秀的儿子也沦为了大饭桶,他决心改写遗嘱、断绝父子关系。即使在乔治死后,知道爱米丽亚艰难的境况,他也没有按照乔治的遗嘱,去照顾乔治的妻儿。他诅咒儿子,赞扬自己。“一方面夸大乔治的不孝顺,一方面粉饰自己的罪过,免的良心上过不去”[]。这个不允许儿女忤逆自己、撼动自己权威的可怜老头,在名利市场中欺骗争夺、不择手段,倾尽所有,得到了肉体上的快乐和精神的短暂满足,但是偌大家产最终却没了继承人,在老奥斯本临终前的一段日子里,他的生活充斥着怨恨、遗憾。
面对这些追求虚名浮利的小人物,作者不禁在文末慨叹,“唉,浮名浮利,一切虚空!我们这些人里面谁是真正快活的?谁是称心如意的?就算当时遂了心愿,过后还是照样不满意”[]。杨绛也在译本序中提到这段话使她联想到《镜花缘》中的一句话,“世上名利场中,原是一座迷魂阵。此人正在场中吐气扬眉,洋洋得意,哪个还把他们坳得过,一经眼闭了,这才晓得从前各事都是枉用心机,不过做了一场春梦”[]。可见,在名利场中极端地追求名利注定是收获一场空,依靠金钱来满足自身欲望无法真正获得功利主义社会所追求的幸福。
总的来说,《名利场》中没有能够通过沽名钓誉来真正实现自我欲望的人物,想要通过追求名利来获得幸福更是枉费心机。作者通过描写小人物们唯利是图、崇尚金钱,盲目地追求虚幻的欲望的丑恶面貌,真实地揭露功利主义社会追名逐利的社会本质。
《名利场》的副标题内涵丰富、意蕴深刻。在小说中没有主人公,更没有可以改变自己命运、改造社会的完美英雄。萨克雷采用全知全能的非聚焦书写,围绕一群集善恶于一身的小人物展开叙述。通过揭露功利主义社会追名逐利的本质,描写这群不幸的小人物们为了名利不择手段,但只能短暂满足自己虚荣的欲望,到头来拼命追求的一切都是枉费心机,金钱、地位都化为一场虚空。
二、副标题的背景成因
副标题多重内涵对分析副标题的形成原因,起到启发、提示作用。副标题复杂的背景成因也能印证全知地叙述小人物的不幸命运、显示人性的善恶两重性以及揭露追求名利的社会本质等副标题的三重内涵。萨克雷对小人物命运的全知描写受到欧洲文学史大背景下从英雄到小人物创作转向的影响,在批判现实主义真实的创作原则以及《圣经》“原罪”论的影响下他刻画了一群集善恶人性于一身的人物,并且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化也使得人们极端崇尚金钱、地位,促成了追名逐利的社会本质。
(一)从描写英雄到小人物的创作转向
萨克雷通过副标题直接表明这部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它没有塑造出类拔萃的英雄或者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作为主人公,都是围绕平凡普通的小人物发生的悲惨命运来写的。文学作品从描写英雄到小人物的创作走向,受到欧洲文学史大环境的影响。资本主义使得金钱利益成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袖带,人们为了追求名利而抛弃道德、人性,因此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决心在创作中通过描写底层小人物悲惨命运,真实地揭露出功利社会的罪恶,他们写作的对象也由高高在上的英雄转向了不幸的小人物。
早在古希腊神话中就有半神半人式英雄,他们大都俊美高大、智慧超群、勇敢善战。尽管他们身上也存在一些性格缺陷,但是瑕不掩瑜,他们的总体形象是崇高、光辉的。但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被逐渐矮化,从神祇英雄到君王贵族再到市井小人物,这种转向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演变以及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要求的影响。
19世纪初期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巩固时期,欧洲的社会环境也面临着转型性变革。这种生存环境的转变,没有引起广大人民意识的觉醒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向,但是人们失去了对英勇强大的英雄人物的崇高信念。为了进一步思考社会生活与人类命运的关系问题,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将视线自觉转向底层,小说中的主人公也不再是本领高强的英雄或者身份尊贵的达官贵人。1830年普希金发表的《驿站长》是第一本真正描写小人物命运的小说,小说中首次出现了维林这一小人物形象。自此以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就出现了众多小人物,虽然这些小人物的性格、境遇并不是如出一辙,但是作者想借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揭露并批判黑暗虚伪社会的目的一样。作为一名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萨克雷也没有在小说中讲述伟大的英雄事迹。他笔下的名利场中,同样没有超群绝伦的英雄,他尽力用最真实的情感,创新地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描写在金钱至上、腐朽的英国社会中一群拥有缺点的小人物以及他们生活中那些琐碎庸俗的事情,表现他们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反对传统小说描写崇高的人物形象,从描写英雄转向对小人物的真实刻画,这是社会环境变化下文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正是在这样借小人物来揭露腐朽、黑暗的社会的大背景下,萨克雷在《名利场》中放弃描写能够掌握自身命运的完美英雄,而用全知的视角来表现笔下具有缺点的小人物的不幸命运,并且最终选择用“一部没有英雄(主人公)的小说”[]作为副标题。
(二)真实的创作原则与《圣经》的“原罪”论
萨克雷在小说中真实地写出了在金钱权势压迫下人物正面形象的丧失,揭露了名利场中小人物们趋炎附势、自私冷酷的本性。在《圣经》“原罪”论的影响下,萨克雷认为人性并非单纯的善、恶,而是善、恶两重性并存,甚至在《名利场》这部作品中,人的恶要大于善。真实的创作原则以及“原罪”论在作品中人物塑造的体现印证了副标题的内涵,即人性具有善恶两重性。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强调写作时遵循真实的创作原则,这类作家通过描写现实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反映生活。从而展现时代金钱至上、摒弃伦理道德的丑恶现状,揭露功利主义社会的矛盾。正如萨克雷在描写笔下物欲横流、虚伪腐朽的名利场时,没有刻画纯粹的善人或恶人,这些人物都集善恶于一身,甚至名利场中的大部分人恶的一面远远多于善。萨克雷认为理想的完美人物或者纯粹的恶人都不可能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人具有善恶两重性才符合真实。萨克雷笔下刻画的人物中,即使是沉迷赌博、一事无成的纨绔公子哥罗登也是个体贴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即使是善良、恭顺,符合家庭天使形象的爱米丽亚,其实也存在自私、妒忌的恶的一面。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追求的真实并不是完全和理想主义对立,并没有放弃显示主观自我,而是主张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叙述中显露出来。萨克雷将自己对《圣经》“原罪”论的思考和理解,融入他对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中。“原罪”又称“天生的罪,即遗传的堕落和我们天性中的腐败”[]。因此萨克雷认为人普遍具有罪恶,这是天性,甚至在名利场中,这些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的小人物们具有的恶要多于善。“原罪”中的贪婪罪是名利场中最普遍的罪恶,他认为人类对金钱和地位的贪婪难以得到满足或者根除。小说中写利蓓加费尽心机结交贪得不义之财(Mammon of unrighteousness)的人,并试图控制他们。而财神(Mammon)就是《圣经》中的贪欲之神,可以看出利蓓加和她费尽心思结交的人都是受金钱控制、身犯贪婪罪的人。利蓓加不仅对金钱、地位充满贪欲,在婚姻中她也不忠诚于丈夫罗登。“萨克雷借《圣经》中波提乏(Potiphar)这一受到妻子欺骗的丈夫形象来评价利蓓加对丈夫的不忠诚”[],甚至受到利蓓加美色诱惑的斯丹恩勋爵也直言利蓓加是个不清白的女人,这些都可以看出利蓓加犯有淫乱罪。在《名利场》中不单是代表恶的利蓓加有罪,即使是善良单纯的爱米丽亚也同样犯了嫉妒罪,她嫉妒大方、漂亮的利蓓加在舞会上和自己的丈夫十分亲密。可见在罪恶的名利场里,这些小人物普遍存在原罪,萨克雷没有刻意美化某个人物形象,而是真实地揭露出人们为实现自己的欲望,逐渐被本性中的恶控制,失去良知、道德。
基督教认为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趋向于充满着道德的善,另一方面是充满着欲望的恶。而萨克雷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揭露出笔下腐败、堕落的小人物们经受不住名利场中的诱惑,不断涌现出罪恶。虽然这部作品表现出的恶要大于善,但是这些人物也或多或少表现出善的一面。作者在真实的创作原则以及“原罪论”的影响下,塑造出这些充满罪恶却不乏善的一面的小人物,也印证了副标题人性具有善恶两重性的内涵。
(三)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变化,导致了贫富差距和功利主义思想的产生,最终促成了追名逐利、金钱至上的社会本质。萨克雷意图揭露功利主义社会追名逐利的社会本质,并且想通过副标题告诫读者,在这样一个功利社会,如果像文中那些唯利是图、自私贪婪的小人物们一样追求虚幻的名利,虽然能满足一时的欲望,但最终只会获得一场空。
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其重要著作《国富论》中,提到一个自由放任的社会,它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对社会自发调节。因此他主张经济自由理论,强调市场经济的发展不需要外物的干涉,必须自由竞争,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同时,斯密认为利己主义是推动人在经济活动中采取行动的根本动力,他不否认人性具有善恶两重性,甚至觉得正是因为人的本性存在善的一面,市场经济才能始终正常运转。但是他认为大部分情况下,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善的一面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在市场经济中,自私地追求个人利益、崇尚利己主义最终才能取胜。斯密提出在市场经济中采取自由竞争和放任主义,这也导致在竞争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
边沁受到斯密经济自由放任理论的影响,进一步提出功利主义。功利原理和自利选择原理是功利主义的两个基本原理。边沁认为,人追求幸福是天性,而其中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实现幸福更是最重要的。穆勒在边沁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把‘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当作道德基础的信条主张,与他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因此,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及金钱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环境的影响下,人们试图通过不择手段地谋取金钱、权利来满足私欲。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惜抛弃自己的道德和人性,逐渐迷失自我。这样的资本主义功利社会最终导致人性异化、道德沦丧。
《名利场》的写作背景正是处于19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态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这种变化导致的贫富差距、功利主义思想也使得人的利益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变化,衡量人的价值与幸福的重要标准逐渐变成金钱,社会的本质就是追求名利。萨克雷对于这种现象深恶痛疾,意图借小说中崇尚金钱至上的小人物们为了实现欲望,不择手段地追求名利,但这些苦苦追求的名利最后都化为虚空的故事,来启发人们发现虚名浮利的实质并劝诫人们进行道德改良。总之,在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受到贫富差距、功利主义思想等方面的影响,作者借此副标题来揭露追名逐利的社会本质。
副标题的背景成因与其内涵息息相关,并且成因层层递进。作者对底层不幸小人物的全知非聚焦书写是因为他受到欧洲文学史从描写英雄到小人物的大背景的影响;作者真实的创作原则以及对《圣经》“原罪”论的认识使得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体现了人性的善恶两重性;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迅速发展,贫富差距、功利主义思想等相继出现,萨克雷通过副标题“一部没有英雄(主人公)的小说”[],展现了名利场中一群盲目地追求虚幻的欲望的小人物,从而揭露金钱至上、追名逐利的社会本质。
结  语
通过分析杨绛在为杨必版《名利场》写的译本序中提出副标题的两种翻译“一部没有英雄(没有主人公)的小说”,同时结合原著、时代背景、批判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等,可以得出副标题的多重内涵及其对应的背景成因。
萨克雷采用全知的叙述视角,书写时没有将视线聚焦于某个主人公,也没有刻画完美的英雄,而是围绕一群有缺点的小人物展开。作者受到了欧洲文学史从英雄到小人物创作转向的影响,将平凡而又具有性格缺陷的小人物作为创作对象。通过描写生活中那些庸俗琐碎的事情,揭露他们极其不幸的悲惨命运。萨克雷追求真实地再现生活,同时他对《圣经》中的“原罪”论也有自己的认知,他认为虽然人普遍具有罪恶,但是即使是充满罪恶的人也会表现出善的一面。因此在刻画笔下的人物形象时,他能够通过客观真实地塑造人物性格体现出人性善恶并存,具有两重性。但是在名利场中,人性恶的一面要大于善的一面。萨克雷通过描写这群金钱至上、贪慕虚荣的小人物的不幸命运,讽刺他们费劲心机却最终无法真正地满足欲望。从而揭露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受到放任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思想等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逐渐形成的金钱至上、追名逐利的社会本质。
关于萨克雷《名利场》副标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现只是从副标题的多重内涵及背景成因角度进行了深入解析。小说的副标题传达了萨克雷叙述的故事中没有主人公和英雄的想法,同时也为认识欧洲文学史从英雄到小人物的大背景、分析人性两重性、了解社会本质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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