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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石楠传记文学的创作特色

作者2021-06-04 17:35未知

摘要 传记文学在文学创作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独特的“文史两相和”的特征要求传记创作者既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也要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修养。这样才能将传主的经历更好地传达给读者。石楠以其小说化的传记文学特色突破了传统传记“史传合一”的创作理念,为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画廊増添了不一样的色彩,被誉为“石楠体”。石楠在创作中的传主选择大多为女性,创作主题集中表现为对苦难生活的探索和对苦难中反抗精神的赞颂。总的来看,石楠最大的创作特色是传记文体的小说化,具体体现在虚构的内容、诗性的语言、多重的叙事视角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石楠体”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性。
关键词 石楠  传记文学  传记小说  “石楠体”
On the creative features of Shi Nan's biography
Abstract Biograph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iterary creation.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the harmony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requires that biographers should not onlyhave rich historical knowledge, but also need a high level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In this way, we can better convey the experience of the master to the readers. Shi Nan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creation idea of "the integration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with her novel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features, adding different colors to the galle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biography, which is known as "Shi-Nan-style". Most of Shi Nan's creators are women, The theme of creation is concentrat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iserable life and the praise of the rebellious spirit in the suffering.Over all, Shi Nan's greatest creative feature is the fictionalization of biographical style.specifically reflected in fictional content, poetic language, multiple narrative perspectives.On this basis, we should further consider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and limitations of  "Shi-Nan-style".
Key words Shi Nan  biographic Literature  biographic novels  "Shi-Nan-style"

目  录
引  言 1
一、传主的选择 1
(一)为巾帼才女立传 1
(二)为青楼红颜正名 2
二、苦难的探索 3
(一)苦难中的生活 3
(二)苦难中的反抗 4
三、小说化的表现手法 5
(一)运用大量虚构 5
(二)运用诗性的语言 6
(三)运用多样的叙事时序 7
(四)运用多重的叙事视角 8
四、对石楠小说化传记文学创作的评价 9
(一)成就 9
(二)局限 10
结  语 11
参考文献 12
致  谢 13
 

 

引  言

传统传记文学以历史性、真实性为独特的文体特征,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20世纪80年代,传记文坛涌入了一批极富文学创作热情的创作家。其中,石楠以小说化的创作手法,在中国的传记文学史上烙下了自己独特的印记,实现了艺术和史实的统一。安徽著名文学评论家苏中先生将石楠的传记文学称为“石楠体”。
以潘玉良为传主进行创作,石楠的首篇传记文学很快便走进了大众读者的视野。1982年也成为了石楠正式踏入传记文坛的重要时刻。在石楠之后的文学创作中,她的作品主要围绕陈圆圆、柳如是等青楼红颜和长期徘徊在社会边缘的艺术家如刘苇、杨光素等进行创作。作品曾获安徽文学奖、《清明》文学奖、红烛奖等10余项奖。2005年被评选为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本文将对石楠的传记文学进行研究讨论,从传主的选择、苦难的探索、小说化的表现手法三方面,重点分析石楠的创作特色,继而深入探讨石楠传记文学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性。

一、传主的选择

在石楠的传记系列作品中,她选择刻画的传主大多数为女性。石楠笔下的十多位传主,除了三位为男性,其余传主均是与困难生活顽强抗争的女性角色。石楠本身作为一位命途多舛、饱经风霜的女性传记文学创作者,在刻画丰富多变的女性传主群像时,没有被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局限,而是力求在纷繁的史料中还原出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传主形象。

(一)为巾帼才女立传

“如果说,张洁是以描写知识女性的坎坷遭遇、不幸婚姻和痛苦的爱情追求见长,宗璞是以描写中年知识女性的清风傲骨和曲折艰辛的心灵历程著世,那么,石楠则是以表现知识女性对事业和理想至死不悔的追求中去实现人格的独立及自我价值而独具特色的”。[1]1982年底,经过多次修改,石楠将自己的处女作《潘玉良传》投稿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帮助下,石楠的首部传记小说顺利出版。随即此书便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追捧,跻身80年代畅销书的排行榜中。由此,石楠开始在传记文坛展露头角、大放异彩,成为了一颗备受期待的冉冉新星。之后石楠趁热打铁,把自己满腔的创作热情倾注在为巾帼才女立传的艺术创造中,塑造了多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传主形象。
在对传主潘玉良的文学创作中,石楠呈现出了紧握理想与事业之舵劈波斩浪的女性形象。
潘玉良的人生道路一直坎坷曲折。她曾因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裸女风波受到世人的辱骂、丈夫的指责……在“社会无她立足地,家庭没她侧身间”[1]的境遇下,潘玉良只身前往欧洲求学。凭借着百折不挠的韧劲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她的作品成功走进了巴黎现代美术馆,在巴黎美术界为中国的雕塑艺术赢得了一席之地。
在之后对梁谷音的传记创作中,石楠对她艰难困苦下的执着奋斗进行了细致深刻的描写。灰色的生活没有阻挡梁谷音对缤纷多彩的戏曲世界的渴求。凭着这份对戏曲艺术的热爱,她顽强地与旁人的冷眼和不公的待遇做着不懈的抗争。梁谷音在坎坷的艺术道路上一直孜孜不倦地无畏前行着。再如《美神》,对美学倾尽一生的刘苇显然是石楠心目中的美神。在对刘苇进行传记创作时,石楠用了大量的笔墨为读者介绍了刘苇对艺术的初心不改: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后,80岁的刘苇冒着再挨批斗的风险,费劲周折筹买对美院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外国图书资料,被人称作“不接受教训的老太太”[2]

(二)为青楼红颜正名

石楠在选择传主形象时并没有仅仅选择那些已经被人认可的坚强女性,对于仍饱受争议的女性,也进行了大胆的传记创作,如著名的青楼红颜柳如是、陈圆圆等。石楠用她优美细腻的笔触,慢慢揭开了这些在历史上颇受争议的女子的神秘面纱,为她们除去“红颜祸水”的骂名。
《一代名妓柳如是》中,石楠探寻青楼名妓柳如是的世界时,以女性视角刻画了柳如是的侠骨柔情。柳如是一生经历了三段婚姻,最终以“正妻礼仪来娶”的唯一要求嫁给了长她36岁的钱谦益。石楠笔下的柳如是,不仅给人以真挚率性之感,她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也让人赞叹不已。在山河故土被清军占领的危难时期,柳如是变卖家产、倾其所有,将珍爱的古玩字画尽数典当,作为军备物资。不仅如此,柳如是还亲入军营慰问将士,并将自已心爱的佩剑赠送给前线的将军,希望他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早日收复故土。通过柳如是典尽钗环犒劳义军这一事件,读者就能直观地感受到柳如是满腔的爱国情怀。
《陈圆圆——红颜恨》中,在对陈圆圆的一生进行立传创作时,石楠字里行间仿佛都在向历史、向读者发问:一个历经了260年风风雨雨的明王朝,果真能被一个弱女子所左右?黑暗动荡的封建社会导致了陈圆圆的一生历经坎坷,被迫成为政治权力争夺的牺牲品,但陈圆圆没有向命运屈服:在因拒绝入宫为妃而使义父义母被官府无端扣押时,陈圆圆据理力争,甚至要以剪刀自裁明志,这份贞烈最终迫使官府让步放人;在乘船途中不幸遭遇水贼劫船时,陈圆圆假借田府腰牌冒充皇亲国戚,借此智退贼匪救下一船乘客;在与丈夫在战火中失联时,陈圆圆没有相信丈夫已经遇难的传言,而是历尽坎坷、千里寻夫。在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丈夫后,她用慷慨激昂的言辞鼓励陷入消极的丈夫,勉励他勿忘国耻,重新振作。陈圆圆的抗争或许无法改变那个年代女子的悲惨命运,但透过石楠的书写,读者能够看到陈圆圆“此生虽艰辛,仍向浴火生”的拼搏精神。

二、苦难的探索

石楠曾写道“苦难造就不朽,苦难造就辉煌,苦难增添人生的光辉。如果老天假我以年,如果老天赐我健康,我会继续用我的传记小说艺术歌唱苦难,继续为苦难者立传。”[1]石楠笔下的传主,面对苦难无一不是选择了与苦难搏斗,突破现实束缚,去寻找灵魂的寄托。石楠对传主与苦难抗争的精彩描写,大大加深了读者对于这些传主形象的认知。“以苦难为茧,终化羽成蝶”是石楠期望传达给读者的人生理念。

(一)苦难中的生活

《中国的女凡高——杨光素传》中,杨光素的童年并不幸福。早早失去母爱的她在初中毕业后,与妹妹相依为命。几经坎坷,她从重庆女师走到中央美院。从美院毕业后,她的两段婚姻充满了悲剧和不幸:第一段婚姻以双胞胎儿女一聋一死,夫妻感情破裂惨淡收场;第二段婚姻在结婚三周年时,丈夫被查出肺癌晚期最终不治身亡。在经历了这两次情感挫折后,52岁的她为了追求艺术梦想,毅然放弃大学讲台,做出了去巴黎深造的大胆决定。独自在巴黎求学期间,长期饮食不规律导致杨光素胆囊炎复发,急需手术治疗,又面临签证到期等难题……杨光素的海外艺术跋涉之路可谓遍布荆棘。
在《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中,石楠开篇写作了梁谷音幼年时,父亲因反革命身份被处决的背景。梁谷音的母亲无力抚养众多儿女,把九岁的梁谷音送到浙东一个尼姑庵。因样貌先天条件优越,梁谷音顺利考入上海昆剧班。但因父亲的身份,不管她如何刻苦训练,却始终得不到平等的演出机会。她不能参加为中央首长举办的晚会,不能去香港演出,不能演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被赶下舞台,逐出了文艺界。在《美神——刘苇传》中,刘苇虽家境贫寒,但仍尽己所能、一心一意投身于美术教育工作。但文革期间却被判定为“走资派”惨遭批斗,深爱的丈夫也被迫害至死。石楠笔下的杨光素、刘苇等人,他们无一不是在困难中不屈不挠地追求着自己的艺术理想。
石楠之所以在作品中以苦难为主题,是因为她自己本身也有着和传主相似的苦难经历。19世纪30年代,“重男轻女”思想带来的恶劣影响依然随处可见。女性的身份让石楠从小就受到了他人的冷眼与歧视,直到16岁才实现了读书的愿望。但不久石楠便因为阶级身份问题被迫退学成为女工。在工厂务工的那段时期,石楠依然没有摆脱周围人的有色眼镜,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在石楠最困难的时期,丈夫却与她划清界限,无情地背叛了她。在残酷的命运面前,心灰意冷的石楠在精神上邂逅了生活同样坎坷的潘玉良。在了解了她的传奇故事后,石楠大受鼓舞,逐渐从爱情和事业的低谷中走出,并开始有了创作传记小说的念头。于是她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创作出了《画魂潘玉良》。
纵观石楠笔下众多的传主经历:自幼家境贫寒的刘苇、受阶级身份牵累的梁谷音以及不幸陷入错误婚姻的柳如是,不难发现,她们的悲惨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与石楠的苦难人生有着命运般的契合。可以说,石楠通过“苦难”这一并不美好的事物,和那些与苦难顽强斗争的传主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作品中对苦难生活的探索也成为石楠创作一以贯之的主题。

(二)苦难中的反抗

在石楠的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传主对苦难的抗争和对命运的不屈服。石楠笔下的苦斗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在封建社会男权压迫下仍奋起反抗、在面对外族入侵时表现出凛然正气的女子。在充斥着愚昧无知的封建社会,柳如是以高尚的爱国情怀与那个动荡的时代做着最顽强的抗争,奏响了独属于她的激荡时代的琴声。在内忧外患的大明末期,陈圆圆曾被田弘遇劫夺入京、被刘宗敏掳走软禁。在这些九死一生的险恶境遇下,陈圆圆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拿起手中的尖刀拼死抵抗,夺得一线生机。后来当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成了卖国贼后,她日日规劝丈夫勿忘国耻。最后吴三桂起兵造反自立为王,陈圆圆知道结局已定无法更改,于是遁入空门,后来投湖自尽。
第二类是在艺术生涯中,长期创作却得不到世人认可的艺术家们。他们无论是对大自然美的把握,还是对艺术创作的理解都是个中翘楚。但这样一群拥有善于发现美的眼睛、甘于苦中作乐、勇于为艺术献身的人,却受尽他人的白眼与冷遇。在这种境遇下,他们仍然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为艺术歌唱——潘玉良两度远赴欧洲,在异国他乡埋头钻研艺术。她的勤奋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使她最终成为世界知名画家;梁谷音痴迷戏曲演唱,即使一直在遭受不公正的政治迫害,她依然每天勤练唱功、不荒技艺。正是这种对艺术的奉献和对困难的抗争精神,使她登上了她心心念念的艺术舞台,获得“艺术大师”的称号;一代大师刘海粟以专业的艺术探索精神,顶住世俗的压力,开人体模特绘画的先河,成为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这些平凡又伟大的艺术家们,在面对挫折时表现出的钢铁般的意志,来自于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美的渴求。他们都是在艺术领域执着追求理想、捍卫自己独立人格的英勇前行者和领路人。

三、小说化的表现手法

石楠的传记创作中一直本着“史实”和“虚构”相结合的手法。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石楠结合自身对传主的理解和把握,虚构了一些可以深化传主形象的情节。读者在通过史实了解传主生平的同时,也能跟随作者去探寻传主在那个年代可能发生在其身上的小故事。石楠巧妙地将文学与史学相融合,虚构的手法丰富了传主的形象;诗性语言的使用也使作品富有文学艺术感染力;小说化的叙事时序和视角使作品结构曲折有致,增强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一)运用大量虚构

石楠在整个传记文学的创作中,一直追求将传主一生的经历以立体丰满的方式呈现出来。石楠在《我对传记文学和传记小说的创作思考》中曾明确表示:“除了传主的主要人生经历和与之关系重要的主要人物是真实的,为了塑造人物性格、思想风貌、品格和精神,细节、情节和个别人物基本都是虚构的,我把它们称作传记小说。”[1]石楠不是简单整理、记录传主的史料,而是以她特有的“以史为主,辅以虚事”的“石楠体”创作风格,不仅为读者展现了传主最主要的生平经历,也给读者带去了属于石楠自己的对传主人生的思考。这些虚构的传主身边的事与人,往往给读者带来最直接的“石楠信号”——即作者石楠以自己的人生阅历为基础,以传主的人生经历为蓝本,在本有躯干的史料上辅以虚构的小故事增添筋肉,使传主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
石楠虚构的故事中,最先出现的是围绕在传主身边的次要人物形象。比如潘玉良的童年伙伴小兰。在潘玉良被后来的丈夫潘赞化赎身后,对于依然身陷风尘的童年伙伴小兰,潘玉良鼓励她不要放弃,好好活着,并做出以后为小兰赎身的承诺。借由潘玉良和小兰的姐妹情深,凸显出潘玉良重情重义的品质。石楠在刻画传主形象的时候,伴随这些虚构的次要人物的出场,将新的舞台带给了传主,也给读者带来了更多的思考空间。这种创作方式之所以能够大获成功,一方面建立在石楠对传主所处的时代背景的细细考究;另一方面也源于石楠下笔的胆大心细。石楠将一位作家的创造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让读者能在史料之外欣赏到传主身边可能发生的故事。
“传记家的重要使命是让笔下的人物从浩繁的史料中站立起来,真正成为一个有灵有肉的活的人物,那么对于传主性格的描写与刻画就变得至关重要,而要表现传主的个性则离不开典型细节的描写”。[1]石楠笔下大胆虚构出由传主个性推演的细节描写,往往让读者在阅读中觉得合理且自然。这种能将“史实”与“细节虚构”有机统一的秘诀,源于石楠对笔下传主个性的精准把控。通过对典型细节的虚构,可以更准确地将传主的个性凸显出来,使其形象深入人心。如石楠想要表现陈圆圆的贞烈不屈时,书中虚构了她在遭受逼迫时果断抄起剪刀要自裁明志,血溅衙门,并与众姐妹一同喊出了“我们绝不惜命”[2]的激昂之词;在表现陈圆圆的民族气节时,书中描写她在吴三桂倒戈降清后,为了激励丈夫勿忘国耻,将一首《破阵子》弹奏的慷慨激昂、催人泪下的感人场景。
石楠虚构出的这些人物和故事,让空有史料躯干的传主变得更加血肉丰满。“手虽付铐,不减风采”,石楠不仅没有被传统的传记文学体式所束缚,还以自成一派的“石楠体”为后世的传记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方向。

(二)运用诗性的语言

石楠在正式踏入文坛前潜心读书,图书管理员一职给了她可以系统地学习中外文史的机会。中国古典文化对她的影响最大,所以石楠传记小说的语言优美典雅,意境悠远。石楠在《传记小说的创作思考》中也曾自己指出:“我还喜欢,也善于使用优美细腻的语言来抒发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3]不同于语言平淡、缺乏生气的传统纪实性传记,石楠的语言隽美细腻、温润如玉,书中的文字有景有情、如歌如画。
“她望到了那棵和那两座坟茔一样总是牵系着她思念的千年银杏……夏日,它绿荫如盖;秋天,一树累累白果;初冬寒风吹起,它那满枝苍叶,顷间丹黄如枫。”[1]这是《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中梁谷音功成名就后,再次回到浙东尼庵时眼前所看到的景象。目睹了她童年经历的银杏树依旧矗立在天地间。它见证了梁谷音的寂寞童年,并是她寂寞童年的唯一陪伴。回到尼姑庵,梁谷音陷入了回忆的漩涡,她想起儿时在这儿和师太们一起度过的时光。尼姑庵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是师太们对她疼爱有加,视若己出;同时梁谷音也陷入深深的自责和内疚中。当她有能力去报答师太们时,师太们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无从报答。于是,在这幅黄昏画卷下,梁谷音取出收音机,按下放音钮,盘腿坐在师太们的坟前,她的心随着昆曲的声音在翻腾,在咀嚼那些苦的、酸的、甜的、辣的流逝的岁月。
“红的黄的白的玫瑰,像片片彩霞开满校园,墙头上的花枝有如串串彩色瀑布倾泻。”[2]这是《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中谢冰莹结束了与顾凤城短暂的婚姻后,为了转换注意力,来到厦门游玩时,在厦门中学看到的美丽景象。对环境的诗性描写衬托出了谢冰莹愉悦放松的心情,表现出谢冰莹在失恋后依然坚强乐观地面对生活。为后文谢冰莹在厦门中学任教并邂逅新的感情做好铺垫。
石楠的诗性语言特点,在给人以美的享受的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文学底蕴,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常常有读诗品词之感,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石楠营造的唯美的意境中。

(三)运用多样的叙事时序

石楠在为某些传主进行文学创作时,为了突出一些事件在传主经历中的重要性,摒弃传统平铺直叙的叙事时序,运用倒叙或插叙的写作手法不断补充、完善情节。这两种手法的使用也使得整个故事结构更加曲折有致、耐人寻味。
如《中国的女凡高——杨光素传》中,作品以“人的一生要面临很多次的抉择。”[3]开篇。传主与小妹在江边告别,面对小妹提出的带她一同离开的请求,传主陷入了艰难的挟择中。一边是如果不征得父母同意就把小妹带走,那她们会永远得不到父母的谅解;一边是如果不带走小妹,面对继母的百般习难,小妹就有可能再去跳河……妹妹凄惨的哭声随着江边嘶吼的风声,一下下沉重地撞击着杨光素的心房,让她不由地回忆起慈爱的母亲还在的时候,她和妹妹也曾拥有过的幸福童年,作者由此宕开一笔,开始叙述杨光素的童年生活。作者使用了倒叙的手法,用小妹的苦苦哀求令传主想起了年少往事。接下来作品就叙述了杨光素的充满温馨母爱的幸福童年,前后衔接自然连贯,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也丰富了传记的情节内容。
《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中在对谢冰莹第二段感情的描述中运用了插叙的叙事手法。在谢冰莹与军队里自由恋爱的第一任丈夫符号感情破裂后,她身心俱疲来到上海希望重新开始写作生活。在这个时候,谢冰莹收到了一封顾凤城写的求爱信,由此书中插叙了谢冰莹与顾凤城的相识过程。原来谢冰莹第一次漂到沪上时,顾凤城在书局做编辑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两人相识,那时顾凤城就很喜欢冰莹。但是那时冰莹已心许符号,只把顾凤城当作弟弟。这次来沪后,冰莹爱的防线在朝夕相处中渐渐被温柔体贴的顾凤城攻破,两人在上海英租界结了婚。婚后在拿到《青年王国才》和《青年书信》两本书丰厚的稿费后,冰莹决定拿这笔钱去日本深造,实现自己留学的心愿。他们正值新婚蜜月,得知这个消息后,顾凤城虽然心中不舍,可他了解冰莹的脾气心性。书中在此处又插叙了顾凤城向谢冰莹求婚时的场景:求婚时,冰莹陈述了自己的爱情观,表示自己需要绝对的自由,爱情不可以干涉事业。而顾凤城听完,当即表示会全力支持,不会因爱而干涉。因为求婚时的承诺,顾凤城最后还是同意支持谢冰莹出国留学。这样的插叙手法让人更加自然地感受到顾对谢的深情爱意,情节起伏变化顺理成章。

(四)运用多重的叙事视角

在传记文学的创作中以第三人称为写作视角的手法一直深受传记家们的喜爱。第三人称的写作视角,使作者和读者能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去看待传主的人生经历。但石楠在某些事件的描写中,为了突出传主内心的波动起伏,将故事推向一个更高潮,也会采用描写传主心理的内视角。在这种视角下,读者跟随的不再是作者的上帝视角,而是被“传送到了”传主的内心世界。如此一来,读者的阅读心理便与传主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绑定,增强了读者与传主的互动感,也增强了传主形象的真实性与立体性。
《画魂——潘玉良传》曾描写到,潘玉良被聘为大学教授后依旧被潘赞化的正室要求她以小妾的身份,遵古训行下跪磕头之礼。作者让传主以第一人称直抒胸臆:“不!我不干!宁可站着死,不可屈辱生!”[1]这样的宣言表达出潘玉良追求人人身份平等的愿望。第一人称使传主仿佛从作者文字中跳脱出来,直接走到读者面前去抒发宣泄自己的情绪。在《中国女凡高——杨光素》中,杨光素因为母亲意外离世,成为了没娘的孩子,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为了能尽快正常行走、上学读书,担起家庭重担。年幼的杨光素不再惧怕开刀手术,治疗腿伤。在手术过程中,虽然没有麻药和抗菌素,但是杨光素咬紧牙关给自己打气道:“我要坚强,为了妈妈和妹妹我要尽快去上学!”[1] 第一人称的心理描写,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了年幼的杨光素的坚强与担当。
石楠在描写梁谷音因政治问题不得上台演出时,也借由梁谷音的一大段内心独白突出了传主不被任用,无法上台的愤慨和委屈。读者也在梁谷音的悲苦呼嚎中,感受到强烈的内心撞击,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传主的痛苦。所以,石楠在创作过程中内视角的使用,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传主的内心活动,更容易产生内心共鸣。

四、对石楠小说化传记文学创作的评价

石楠通过对笔下传主的深刻理解,在传记文学的创作中开辟了属于她自己的道路——“虚以辅实,史传合一”的“石楠体”。她的小说化传记文学特色不仅使传记文学的生命之花再一次绽放,还为后世许多优秀的传记创作者点开了新的希望之芽。在石楠带给后世宝贵文学财富的同时,随着后世对石楠传记文学的进一步研究,石楠体的一些不足和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集中表现在石楠在传记小说的创作中侧重于虚构美化、传主真实性存疑的问题。

(一)成就

以石楠创作的小说化传记文学为开端,传记文学的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石楠也为中国传记独立文体地位的确立做出了突出贡献。读者不再是用阅读历史文献的目光去看待传记文学,而是可以尽情享受“文学”二字给“史传”带来的细腻感。石楠用她隽美的文字和大胆的虚构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完整、鲜活的传主世界”[2],使读者能够在史学之海中,乘文学之舟,徜传主之生,品传记之美。石楠也不止一次地表露过自己对于传记文学“由史入文”的追求。她认为衡量传记文学并非单凭史料的翔实与否。史料的作用是承载传主的经历,而传记文学理应发挥其独特的文学价值。传记创作者也应将传主独特的个性从繁重的史料中解放出来,使塑造出来的传主少一些“距离感”,多一些“人情味”。石楠曾明确提出:“我认为,写传记之目的,无外乎是弘扬传主的精神,给当代人和后人楷模激励,平实的记述很难打动读者,更难唤起读者的奋进之情。如果采用艺术的手法,优美的文笔,使传主在他的各个人生关口重新活过来,读者就容易被感动,与之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传记作品,就能唤起读者强烈的兴趣和共鸣。我的传记小说创作观和我的传记文学观就是:艺术和史实的统一。”[1]
石楠的小说化传记文学创作也影响了后来的许多传记作家。例如青年传记作家白落梅就擅长在作品中以古典诗词来营造意境。她的传记作品词藻华丽又不失淡雅脱俗之感。白落梅在传记小说的创作中很好地借鉴吸收了“石楠体”的创作风格。首先在传主的选择上多以民国才女为主,如林徽因、张爱玲等。其次在白落梅的文学世界中,她也擅长以诗词造意境,用古典忆往昔。这样的写作手法,折射出“石楠体”追求艺术化的描写方式。除了诗意化的语言描写,“石楠体”常出现的多样化的叙事时序也给后世的传记创作者带来新的写作思路。在作家曾智中的笔下,读者没有像接触其他传记作家的故事那样,从鲁迅的诞生见证到其一生的结束。曾智中以读者并不熟悉的情节即鲁迅的祖父贿考为引子,快速的切入那个时代的黑暗面,为之后鲁迅弃医从文的经历奠定基础。这样的叙事手法将传记的“文、史”双重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局限

石楠传记以其“类我”传主的选择、“苦难”主题的抒写和“文史结合”的创作风格不仅为自己在传记文坛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也为后世的传记创作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但深入研究其作品,也发现石楠在创作上有一些局限和不足。
创作风格略显单一。石楠后续创作的多本传记小说风格上或多或少有创作第一部时的影子,即:与成名作《画魂——潘玉良传》相似。无论是对传主苦难经历的小说化描写,还是对传主日常生活中微小细节的丰富刻画,都降低了故事核心的突出度。在石楠为潘玉良立传创作时,石楠虚构的潘玉良泪别姐妹小兰等童年经历描写的过于细致和戏剧化,文字占用篇幅过长,掩盖了后期潘玉良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巴黎艺术求学之旅,降低了潘玉良在读者心中“画魂”的形象。在《陈圆圆红颜恨》中,石楠前期运用过多笔墨描写了陈圆圆与初恋冒辟疆、吴三桂的爱恨纠葛,削弱了陈圆圆在面对战乱时的家国情怀,使读者不能很好地感受到陈圆圆的爱国精神。
情感投入过多,人物形象真实性存疑。尽管虚构的情节是建立在传主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对传主个性精准把握的前提下,但石楠在虚构情节时的个人主观想法往往会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传主的部分性格形象。石楠在创作中不自觉地将传主的实际个性与自己理想中的个性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贴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传主形象。这样以牺牲部分真实性换取传主形象的丰满或许会令一些读者难以接受。而石楠为了使传主部分情节发展达到高潮,由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转换为传主内心活动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也会让读者产生“作者是否将自己对于这一情节的感受强行赋予给传主”的疑问。过度地虚构以及自我因素的植入影响了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结  语

石楠的传记作品在传记文坛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石楠体”的开创不仅打破了传记创作者的“史料铐链”,也打破了传记文学沉闷的创作氛围。她的“由史入文,从文析史”的创作风格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传记创作者,将传记文学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苦难”和“苦斗”作为石楠传记创作的主题,一直是石楠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核心精神:生活中固然充满艰辛困苦,但只要心怀希望就可以在逆境中涅槃重生。不认输、不服输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对待苦难的态度。石楠通过虚构、插叙、倒叙等小说化创作手法和细腻诗性的文笔,独具匠心地塑造了在苦难生活中积极抗争的形形色色的传主形象。这些传主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读者在生活中迎难而上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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