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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唯物史观及社会形态问题研究分析

作者2019-08-06 16:56未知
  近十年来, 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对于宏大理论问题渐趋淡漠, 理论建构不足。 李怀印对此表示忧虑, 称之为“中国史学的‘内卷化’”, 他认为中国史家在21世纪面临的根本挑战“是摆脱外来的理论和方法的依赖, 并且不再满足于纯史实的研究, 据近代历史毕业论文网了解在摈弃20世纪的旧诠释架构之后, 独立自主地建构中国近现代史的诠释架构”。 虽然近年来理论争鸣已然难复20世纪80年代的盛况, 总体上趋于波澜不惊;但理论探讨毕竟并非一片沉寂, 仍有一些问题引起学界比较广泛的关注。兹择其要者, 综述如下。
  
  一、唯物史观及社会形态问题
  
  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表指导, 这一问题持续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李文海指出, 当前的历史研究对唯物史观有两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 一是用不屑一顾的态度予以排斥和否定;二是将唯物史观作为史学论著中空洞的标签, 而不是分析历史进程的有力的工具。 面对各种新兴的理论冲击, 金冲及强调: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最经得起检验, 因此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发表指导历史研究。尽管马克思主义学说需要随着时代变化加以丰富和发展,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 决不能抛弃。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同时, 可以吸收百余年来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成果, 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方法和成果。 张海鹏亦指出, “有远见的历史学者在注意吸收各种有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的时候, 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 。步平强调, 中国近代史学术界应该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平等对话, 发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领域的主导地位与主流影响。
  
  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才能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 在当前可能更为当务之急。瞿林东指出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1.进一步营造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理论氛围。2.运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总结、阐释中国史学的理论, 使其成为当今中国历史进程的养料和助力。3.在唯物史观发表指导下, 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获得新的结论, 是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有效途径。
  
  王和尖锐指出, 从方法论上讲,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本质处在于, 它是一种实事求是地解释人类发展过程的历史观。能够使唯物史观重振雄风的唯一途径, 就是脚踏实地、切切实实地多出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而不是进行空洞的理论说教。唯物史观绝不可能主要依靠“批判唯心史观的影响”来实现振兴, 把“批判唯心史观”作为提升唯物史观地位的猛药良方, 从主观意愿讲仅为一厢情愿, 从客观效果看实为南辕北辙。本文是由58硕博毕业论文网栏目下的历史论文提供的近代历史毕业论文,希望能帮助得到大家。 
  
  吴英认为, 我们对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理论的理解存在简单化的倾向, 未能把握住马克思在相关问题认识上的复杂性。因此回到马克思, 准确解读原著, 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进行正本清源式的研究, 重新做出解释, 并运用新的解释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做出解析, 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也是恢复唯物史观活力及影响力的关键所在。只有如此, 我们才能重塑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发表指导地位, 一再延误的负面影响将无从挽回。 李振宏认为, 马克思主义学派一方面需要在和其他学派的争鸣中得到发展, 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内部不同学派的争鸣中焕发活力。  薄洁萍提出,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它呼唤着人的创造精神, 而基于此所理解的历史发展则始终存在着无限开放的可能性空间, 存在着内在的选择和创造的机制, 从而充满了丰富性与复杂性。
  
  近代以来, 前辈学人在相激相荡的多种学术思潮中, 选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发表指导建立了现代学术话语体系。时过境迁, 当今学术研究范式多元并存, 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其他学术思潮的严峻挑战。唯物史观如何丰富和发展其内涵, 如何结合当代中国实践生发出新的形态, 如何在史学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其方法论意义, 成为史学理论工作者必须认真加以思考的重大课题。本文是58硕博毕业论文网栏目下的历史论文提供的近代历史毕业论文,希望能帮助得到大家。
  
  近年来, 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给予了高度关注, 否定、质疑“五形态理论”的议论此起彼伏。 有学者明确表示, “只有走出‘五种社会形态’的误区, 具体地、细致地分析研究各个时期的社会结构, 才能真正科学地认识社会、理解历史和设计未来”。 与此同时, 主张坚持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声音也颇不少。
  
  王伟光指出,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理论光彩。从学术的角度看, 作为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历史趋势, 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概括, 只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 而具体的历史发展不是单一的、直线的、绝对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特例、偶然的情况。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以认识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为满足, 而是努力进一步探索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符合一般规律的特殊发展道路。 庞卓恒亦认为:马克思所列举那些形态和更迭顺序都只是作为“大体上”讲的历史例证, 用以说明人类社会形态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普遍规律, 而不是认定其中每个形态和更迭顺序都是各个民族“普遍必经”的阶段, 也不是要描绘那样一个“一般发展道路”的公式。
  
  王伟光、庞卓恒等学者强调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对历史研究的发表指导意义, 对“五形态理论”持肯定态度。但他们同时均强调, 不能将“五种社会形态”作为历史研究的教条和图式, 而应立足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实际, 揭示其具体发展道路和模式。
  
  总体说来, 对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持坚持与反对态度的两派学者, 仍缺少从学术层面的对话与交锋。欲获得共识, 仍需要进行更多的理论探讨。由于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性, 可以想见, 在未来的一段时期, 它仍将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本文是58硕博毕业论文网栏目下的历史论文提供的近代历史毕业论文,希望能帮助得到大家。
  
  对于中国古代是否为“专制”的争论, 亦受到相当的关注。侯旭东提出, 20世纪以来用“专制主义”或“专制政体”称述中国历史上从秦代至清代的帝制政治制度, 只是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偏见, 是西方学术外铄和中国人“自我东方化”的结果;延续两千余年的皇权制度并非专制制度。 黄敏兰撰文从历史事实与研究方法上对之进行反驳, 指出“中国古代专制说”既有深厚的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为基础, 也经过众多学者长期的和深入的研究, 符合中国历史的特征。接受和传播“中国古代专制说”并非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 而是中国人为了改造传统社会去深入认识中国社会。
  
  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问题, 在20世纪30年代曾展开一场持续近十年的论战,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 (简称“两半论”) 获得相当程度的认同。其后经毛泽东在其著作中进一步阐发,  “两半论”成为唯物史观派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的理论基石与核心命题, 也是中共民主革命理论的基本出发点。长期以来在学界被视为定论, 无人提出异议。但这种一致并无牢固的基础, 对此概念也并无深入探讨。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 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和挑战。但一直众说纷纭, 难有定论。 不过坚持“两半论”仍不在少数。张海鹏认为, 这个问题可以从学理上去分析, 也可以从历史实践上去分析。但是任何学理的分析, 都只能基于历史实践。脱离了历史实践的分析, 都是书生之见。自历史实践来看, “两半论”应该是切合近代中国实际的。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学界对于秦汉以后为“封建社会”的质疑, 则使“两半论”中的“半封建社会”受到根本意义的冲击。因为, 近代中国是由古代中国发展而来, “封建社会”既然名不符实, 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也无从谈起。本文是58硕博毕业论文网栏目下的历史论文提供的近代历史毕业论文,希望能帮助得到大家。
  
  早在1986年, 何新就曾提出, 中国史学界称秦汉以后为“封建”时代, 是照搬欧洲历史模式而造成的“概念和术语的错乱”。 冯天瑜在1990年对秦以后封建社会说加以辨析并提出质疑。 此后, 学界陆续出现一些质疑中国“封建社会”的文章。年, 冯天瑜出版40万字的《“封建”考论》, 对古今中外“封建”概念的由来和发展进行了系统考察, 将秦以后属于封建社会的观点说成是一种“泛封建观”, 批评它既不符合“封建”的“古义”和“西义”, 也“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 是概念的误植, 因而要循名责实, 正本清源。他并提出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一说。  “封建社会”的名实问题关系重大, 此书引起相当的反响, 将封建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2006年10月武汉大学召开“封建社会再认识”讨论会;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与《历史研究》老师部在2007年10月召开“‘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2008年12月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召开“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讨论会。
  
  随着对中国秦以后是封建社会的质疑升温, 封建坚持论者也不乏其人。2007年李根蟠撰文对冯天瑜的著作提出批评。他认为, “封建”概念在实践中向前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封建观是马克思、列宁封建观的发展。他还强调, “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不仅牵涉对秦以后两千多年来社会基本性质的认识, 而且牵涉到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评价, 牵涉到用什么历史观进行研究的问题”;“秦以后是否封建社会, 从来就不仅仅是书斋中的问题, 因为它牵涉到肯定还是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历史, 肯定还是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郭世佑则对李的这种说法表示质疑:“能否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来反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历史观的科学性, 在我看来也值得斟酌……如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来论证毛泽东的近代史论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绝对科学性, 将不适当地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 最终偏离马克思主义”。  黄敏兰则明确指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性, 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作认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而是苏联人———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施加的影响。而当时列宁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形并不了解, “在并不了解中国情形的情况下做出的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概括, 究竟会有多少科学性呢?”“为了维护这样一种对中国近代社会并不可靠的论断, 而不惜损害中国古代的历史, 岂不是有违历史学求真的原则吗?”
  
  关于“封建社会”名实问题的讨论, 依然无定论。而此问题的认识, 无疑又与近代社会性质问题关联起来, 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则又事关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其中学术与政治的纠结, 的确相当复杂。因而有学者呼吁“请为‘封建社会理论研究’松绑”, 对古代社会性质重新加以概括, 提出新的概念, “学术研究必须跨越政治, 突破已经凝固的框架, 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本文是由58硕博毕业论文网提供的近代历史毕业论文,希望能帮助得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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