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欢迎来到高赢论文网!     

所有论文科目分类


主页 > 管理论文 > 公共管理 >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研究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研究

作者2021-07-16 14:23未知
摘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用“农业转移人口”替代了“农民工”,并明确指出
让“农业转移人口”共享城镇化利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为脆弱的群体,规模庞大、地区分布和行业分布都较为广泛的特性使他们很容易成为社会稳定风险的高发群体。黑龙江省作为农业人口比重较大的省份,更加需要科学合理地评估社会稳定风险并有针对性地控制风险。本文利用科学的方法对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价,这对政府控制社会稳定风险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本文对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进行了系统地梳理,从市民化特点出发,深入分析了市民化中出现的的社会问题以及产生原因。其次,借助扎根理论的译码过程识别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构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环境风险、社会管理风险、制度风险、传播风险和心理感知风险7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再次,根据专家打分收集的评价数据,利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建立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模型,实证分析得出社会稳定风险正处于中风险水平。最后,结合以往政府治理经验,针对风险重要程度,分别从特色产业开发、就业培训机制、制度环境、城市融入、政府责任以及重点产业等方面提出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控制建议。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价
 
 
 
 
 
 
 
 
 
 
 
 
 
 
 
 
 
 

Abstract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places "Migrant Workers"with"Agricultural Transfering Population"for the first time,and puts forward clearly that allowing them to share interests of urbanization,granting urban residency in an orderly manner to rural people who have moved to cities.Agricultural transfering popul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most vulnerable groups in the proces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this kind of population is big, working in various regions and industries,easily become a high incidence group of social
stability risk.As a larg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Heilongjiang province need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and targeted risk control .Using scientific methods to assess the level of social stability risk during agricultural transfering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ocial stability risk control.
     Firstly,the arc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citizenization  statu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ing population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From the urb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thorough analyze the social problems and causes occurred in the urbanization.Then,identify risk factors for social stability with the help of a decoding process of grounded theory ,and on this basis,establish the social stability ris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ing population’s citizenization process,including seven primary index, such as political risk, economic risk, environment risk, social management risk, system  risk , communication  risk and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risk ;And nineteen their subordinate secondary risk factors.Again,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data collected by  expert scoring ,establish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model of agriculture transfering  population citizenization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by using AHP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concludes that social stability risk is at medium level .Finally, combine the experience of previous government governance,in view of the important degree of the social stability risk,making  suggestions about social stability risk control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ing population citizenization.
Keywords:Agricultural transfering population;Citizenization;
The evaluation of social stability risk  
 
 
 
 
 
 
 
 
 
 
 
 
 
 
 
 
 
 
 
 
 
 
 
 
 
 
 
 
 
 
 
 
 

目录
第1章 绪论 1
1.1 选题背景、目的及意义 1
1.1.1 选题的背景 1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2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
1.2.1 国外研究现状 2
1.2.2 国内研究现状 4
1.2.3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6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6
1.3.1研究内容 6
1.3.2研究方法 8
1.4研究的创新之处 9
第2章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状分析 11
2.1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情况 11
2.1.1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的总体现状 11
2.1.2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特点 14
2.2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引发的社会问题 15
2.2.1农民转移就业问题 15
2.2.2农民融入城市困难 16
2.2.3土地征收冲突问题 16
2.3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原因分析 16
2.4本章小结 17
第3章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识别 19
3.1风险因素识别的基本理论 19
3.1.1风险因素识别的内涵 19
3.1.2风险因素识别的常用方法 20
3.2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识别 21
3.2.1数据采集及理论抽样 21
3.2.2开放性译码 22
3.2.3主轴译码 24
3.2.4核心译码及理论模型的饱和度检验 26
3.3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 27
3.3.1政治风险 27
3.3.2经济风险 28
3.3.3自然风险 29
3.3.4社会风险 30
3.3.5制度风险 30
3.3.6传播风险 31
3.3.7心理感知风险 32
3.4本章小结 32
第4章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 33
4.1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33
4.1.1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33
4.1.2 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框架 34
4.2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模型构建 35
4.2.1 确定因素集 35
4.2.2确定评语集 36
4.2.3确定模糊综合判断矩阵 36
4.2.4确定各层的指标权重 37
4.3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的模糊综合评价 42
4.3.1一级模糊综合评价 42
4.3.2二级模糊综合评价 43
4.3.3评价结果分析 44
4.4本章小结 45
第5章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控制的建议 46
5.1重点开发黑龙江省特色产业 46
5.1.1开发特色文化旅游产业 46
5.1.2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 46
5.2健全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培训机制 47
5.2.1加强农业转移人口的基础教育 47
5.2.2加大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 47
5.3创新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 48
5.3.1还原户籍本身职能 48
5.3.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48
5.3.3创新征地补偿安置制度 49
5.3.4加强城市治理体制的公正性 49
5.3.5完善地方维权法律制度 50
5.4强化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合度 50
5.4.1加大市民化宣传力度 51
5.4.2增强非政府组织的辅助作用 51
5.5明确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政府责任 51
5.6加强黑龙江省重点产业的监管力度 52
5.6本章小结 53
结论 54
参考文献 56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60
致谢 61
附录 62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目的及意义

1.1.1 选题的背景

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致使城乡差距也进一步凸显。“三农”问题和城镇化议题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和根本所在就是农业人口的最终出路与转移问题。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取得巨大成果,城镇化率从1978的17.9%上升到2014 年的54.77%。大量农村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2014年全国77253万就业人员,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9310万人,新增1322万人;全国农民工27395万人,比上年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增长2.8%[1]。如此规模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就业,却不能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公共服务,长期被边缘化,难以真正地融入城市。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主要以农民工的形式转移到城市,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分为非农化和市民化两个过程,呈现典型的“中国路径”[2]。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用“农业转移人口”替代了“农民工”,并明确指出让“农业转移人口”共享城镇化利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三个1亿人”,其核心也是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让农业转移人口职业转变和身份转化、权利获取实现同步进行,这对我国扩大内需、提高就业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居民收入以及增强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实现人口的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遍布于建筑业、服务业、批发及零售业等行业,不仅是三大产业的重要载体,更是城市和农村的连接体,对城镇化整体发展和社会整体稳定状况影响广泛。在农业转移人口大规模进入城市的同时,市民化过程出现成本分担、征地冲突、邻避事件和公共服务不平等等问题,增加了城镇化的维稳风险。2009年农村冲突事件发生次数高达4万起,比2000年增加了近3倍。从参与人数来看,此类事件的参与人数从1994年的29万人次增加到2004年的150万人次[3]。仅在2012年群体性事件中,就有70%以上的事件给人民带来财产和人身损失,其中8.9%引起人员死亡。英、美、日等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现象、社会阶层分化明显、预期压力的产生和心态的负向变化等已经证实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稳定风险作为其附属品出现的可能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实将为社会发展和稳定作出重大影响,但在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却孕育着各种社会风险,尤其是在黑龙江省这样农业人口比重较大的地区,需要从市民化本身出发,通过科学的研究将风险控制在可承担的范围内,有效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城镇化的良性发展。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农业转移人口作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实现我国经济、社会、产业结构快速提高、稳步发展的重要而又特殊的群体,需要在市民化的长期过程中稳定地完成身份的转变、从心理、权责等方面实现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通过对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状和进程的梳理,充分掌握目前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特点、引发的社会问题并分析其原因,结合以往在市民化过程中发生的各类事件,识别社会稳定风险发生及演变的风险因素并进行评价,从源头上预防并控制社会稳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
评价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等级,对各风险因素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基于此提出控制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的建设性意见,不仅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现实要求,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从理论上讲,西方的二元经济理论、人口迁移理论、社会风险理论等虽然对我国农业人口转移的市民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思路。但在复杂的现实社会背景下,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独特的“中国路径”特点,造成社会稳定风险的根源也具有中国特色,为了顺利推进市民化进程,对社会稳定风险有效治理,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探索。
就实践意义而言,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是在城镇化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为脆弱的群体,其特殊性使他们很容易成为风险的高发群体。通过科学的研究,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践总结,界定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社会稳定风险程度并找到社会风险的根源所在。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社会风险对黑龙江省整体社会稳定的影响重要程度进行有效评价,有针对性地为政府制定政策、公平公正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出合理化建议,在安稳、和谐的社会环境下保证城镇化发展有序地进行。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各国的现实情况差异,农业转移人口的发展路径各有不同。西方经济学界对此有不少的经典文献,解释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机、主体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转移过程的社会风险理论等,故而形成了许多较有影响力的理论。
(1)劳动力转移理论及人口迁移理论
刘易斯(W.A.Lewis)《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系统地阐述了二元经济条件下城乡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模型,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基数过大,使得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趋于零,加之工农业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促使农业部门劳动力从事工业活动,从而拉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4]。基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John C.H.Fei)对二元经济模型进行了修正和完善,提出刘-拉-费模型,更加强调了农业增长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5];乔根森(D.W.Jorgenson)提出新的劳动力流动模式,农业剩余是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流动的前提[6]
1969年托达罗(Todaro)引入概率因素建立了乡-城人口迁移模型、认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及城市失业依然存在两种现象并不矛盾,是由于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的动机-城乡收入预期差异引起的[7];唐纳德博格“推一拉”理论把农村收入水平低、经济效益差的向外推力和城市就业机会多、各项公共服务较好的协同作用作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推动力量[8]。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成本-收益理论更加注重从个人角度探讨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决策动机[9]。Stark和 Bloom(1985)的移民网络和累积效应理论则认为人口迁移是家庭集体行为,为了达到预期收益最大和家庭危害最小所做的决策[10]。Seeborg等人在对中国劳动力迁移问题进行研究之后,认为古典模型较为单一,不足以结束目前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农村人口转移还需要政府的制度主导[11]
(2)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风险控制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第一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认为社会风险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衍生物,实实在在的存在并且正在加剧[12];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风险的特点是风险社会理论从“外部风险”逐渐向“人造风险”的转移,因而他更注重政治制度和全球治理的途径;而玛丽.道格拉斯则认为风险的加剧只是在人们意识形态上的认知变化[13]。美国城市地理学家Ray. M. Northam的 “S”曲线变化规律中城市化水平从 30% 到 70% 是城市化的快速提升的阶段[14],经济社会活动高度集中,第二、三产业增速加快,劳动力数量也持续快速增长[15],同时也是诸多社会问题、复杂矛盾、社会风险的多发阶段[16]
(3)社会稳定风险评价体系
1983 年美国在环境影响评价体系中引入社会影响评价,由此成为西方一些国家的社会风险应对机制[17]。据世界银行调查结果显示,社会影响评价的公共参与性强,一般经过社会影响评价、相关专家参与管理的项目社会满意度有所增加。经过多年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社会影响评价逐渐从分析工具过渡到参与政府治理各个层面的综合评价机制[18]

1.2.2 国内研究现状

2009年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十八大明确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此后,201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强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性[19]。以往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内涵的界定、市民化特点和问题;二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价的相关研究。
(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内涵的界定、市民化特点和问题
魏厚凯等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相对于“农民工”的替代词这一狭义定义而言,“农业转移人口”的内涵远远超过与农民工的范围,主要包括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以及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的人口[20]。赵智,郑循刚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构成类型进行了界定,分为进城农民工、近年失地农民、进城个体工商户、进城私营企业主以及农村籍高校在校生五大类别[21]
众多学者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解释基本一致,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界定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既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通过城乡之间的迁移,转变了职业身份,并与城镇户籍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居民身份[22]。市民化的主要内涵包括四个方面:职业身份的转变、户籍关系的转变、社会身份和权力的转变以及精神层面和行为方式的转变[23]-[24]。吕庆春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主要是通过受教育、参军、进城经商、办私营企业和打工、投靠亲属等方式进行的。同时,他将社会风险界定为通过以上方式的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引发的社会危害和冲突等情况的潜在性和可能性[25]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特点的研究主要针对农民工这一群体。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是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的共有现象。李路路利用代表性城市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认为农民工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呈现出几个特点:第一,女性农民工人数呈递增趋势;第二,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增强,实现永久居住;第三,农民工文化程度逐步提高;第四,城市工人与农民工之间不存在由于竞争引起的社会冲突[26]。李培林根据社会学理论讨论农民工候鸟式的流动与回流创业等流动方式,认为农民工流动不仅仅是人口流动和职业转换,更重要的是体现为农民工在流动城市社会结构中所属地位的变化,具有职业流动和社会阶层流动等方面的内涵[27]。刘传江等从劳动力供给视角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市民化中的影响力[28]。迟福林通过对农民工数量、行业分布等量化分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大量涌进城市并非仅仅为生存,有多方面的权益需求[29]。 张建丽基于C-D函数的市民化进程修正模型,分析了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特点,认为城乡结合部和副城区是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最佳区域,并且应更多的从政府角度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平台[30]
    农民工市民化中出现的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分别从转移模式、制度原因以及融入问题等角度进行阐述。从农民工转移模式角度来说,杨云善、时明德认为,农民工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有形式,主要有本地和异地转移两种模式[31]。辜胜阻、刘传江等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本源是人地关系紧张、城乡差距大和人口流动的自由性等中国经济社会环境下的特有表现[32]-[33]。有部分学者认为制度原因是影响市民化重要的因素。简新华、黄锟等认为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最为显著[34]。钱正武认为正确的引导农民工的城市化转移,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改变政府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性政策,完善户籍制度,进一步规范市民化相关规定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35]。白志礼、王春光认为,农民工一词代表制度和职业的双重身份[36],身份上的差异对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和发展产生负面作用[37]。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市融入是完成市民化的关键阶段,不少学者致力于对农民工如何能更好地融入城市的分析。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由于体制上的种种限制,农民工群体在社会管理上往往被拒入而被边缘化,倾向于通过不合法的手段实现其对生活的良好预期[38]。简敏,念兴昌认为农民进入城市后从事的工作性质、生活习性等诸多因素产生融入困难,加上由于老市民主观的定性认知产生的强烈排斥,社区管理组织目前缺乏对此改善的机制,总体而言不利于社会稳定[39]
(2)社会稳定风险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价
   “社会稳定风险”一词最早出现在“遂宁模式”、“淮安模式等”对重大项目或政策实施的风险评估中,并逐步在公共管理领域开展深入研究。陈静、童星等人认为经济、政治、文化各子系统内的风险均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冯周卓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揭示了社会稳定风险是社会风险的特定类型,并不等同于社会风险,是未来有损于政治权威的概率,是以群体性事件形式表现的[40]
随着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规模扩大,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类型更加多元化,“农业转移人口”取代“农民工”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苏昕在风险社会理论视國下进行研究,认为农业转移人口权利脆弱性是社会风险的薄弱环节,应予以权利的完善[41]。胡滨从人类的感知入手,认为“尊严”感和安全感等主观感受的缺失会降低社会的内在凝聚力,增加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应从城市化自身发展中解决[42]。童星和张海波曾在《高风险社会中的公共政策》中提出,高风险社会中治理性的公共政策由其前瞻性主导,政策的公平性时防范社会稳定风险的重要因素[43]-[44]。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政策的不公正将足以抵消政策实行的任何收益,造成社会稳定风险。
    2005 年四川遂宁市推行对重点建设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开启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我国的广泛应用,主要以重大项目、重大政策作为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对象。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通过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将不和谐的因素识别并消除在风险发展的初始阶段,有效控制社会风险。需要采用社会稳定风险评价的事项多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且涉及人群较广,是较为活跃的风险源[45]。郭秀云、高山等学者进一步提出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价过程中应注重公众参与式和分析式评价结合、社会评价资源共享,明确各相关方的权力、职责以及后续动态跟踪监测[46]
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方法一般是针对重大项目社会风险评价釆用的判断风险等级方法。其方法既有定量分析,又有定性分析,目前较为常见的稳评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内部控制评价法、分析性复核法、因素分析法等。

1.2.3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不仅全面地解释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动力,更是对我国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中如何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起到启发作用。但以上理论以市场经济为背景,与中国的体制环境并不相符,不足以解释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现象。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以及市民化社会风险的深入研究为农业转移人口的权利建构和完善、实现市民身份转化、治理社会风险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在当前的体制环境以及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如何控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特别是邻避、拆迁等事件的网络维权、舆情传播对社会稳定风险的影响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利用分析式和参与式结合的方法,从根源上找到症结所在,以推动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研究内容

本文在从维护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回顾、对转移人口现状的梳理,分析总结目前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概况;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网络上报道的市民化过程中发生的造成社会稳定风险事件、社会问题,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和系统工程方法得到黑龙江省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因素,进行风险评价,根据研究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风险控制建议。
主要介绍了论文选题的背景,以及在此背景下对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价的目的、意义。通过对以往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总结其有待改进之处,引出本文的研究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对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的分析。在大量文献分析和数据调研的基础上,对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总体现状,包括人口变动情况、转移人口规模、年龄、文化程度以及流向等基本情况进行梳理。总结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特点及引发的社会问题,并从多角度对社会问题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
    第三章首先介绍了风险识别的基本理论,包括内涵和常用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查阅并整理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的相关案例,借助扎根理论,在第一次调研基础上补充和完善,开展第二次调研,通过对数据初始编码、关联编码和核心编码,获取核心概念,提炼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的框架结构。
    第四章通过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方法的合理选择,借助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综合评价,结合上文中识别的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框架得到因素集,确定评语集、模糊综合判断矩阵并计算出各层的指标权重,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价的模型。采用参与式和分析式相结合的评估模式进行模糊综合评价,给出评价结果并进行详细分析。
    第五章针对评估结果,结合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问题和原因、先进地区经验借鉴,将法治“刚性”与人道治理“软性”结合起来,提出刚柔相济的建议,以控制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的社会稳定风险。
 
 
 
 
 
 
 
 
 
 
 
 
 

图1.1 本文的研究思路

1.3.2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计量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方面理论,在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探讨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分别利用如下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本文将梳理国内外对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以及社会风险的相关文献,归纳总结,掌握相关的研究动态,为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知识。在国外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风险的行为机理、进程分析、政策探讨等相关研究,提供更加宽阔的研究思路和视野,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
(2)实地调查法
    应用客观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的社会风险现象,在确定的范围内进行实地考察,直接收集相关的第一手数据,并搜集大量资料以统计分析。其中包括在调研地区的观察以及直接访谈的方式,基于研究的问题本身,对调研地人物的行为、意愿以及特点进行跟踪、记录的方法。
(3)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定性分析就是对指标的属性进行界定的方法,是认识指标的性质、特征、影响因素和变化方向的主要方法。定量分析是对具有稳定数量关系的进行分析的方法,了解指标的数量变化及影响程度。采用定性的方法识别和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权重的确定,然后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风险评价模型,最后对风险等级作出定量的评定,据此给出合理化的治理建议。
(4)扎根理论模型
    扎根理论研究法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AnselmStrauss和BarneyGlaser两位学者在1976年提出的定性研究方法,借助系统化的程序,对某一现象发展并概括式地引导出扎根的理论的方法[47]
(5)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HP)是针对非定量且复杂的系统决策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深入分析复杂决策问题的相关影响因素及其内在联系,根据定量信息将判断思维定量化,从而简化复杂的决策问题,消除多个目标,多个准则带来的决策障碍[48]
(6)模糊综合评价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基于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将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从而得到一个由多因素制约的对象的整体评价结果[49]。这种方法具有将强的系统性,适合解决不确定的问题或难以明确定量的问题。

1.4研究的创新之处

(1)基于扎根理论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识别;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大多侧重于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设定假设,进而采用定量的方法对已识别的变量进行逻辑推演。相比较而言,扎根理论注重资料对理论的重要性,不仅是理论更加具有实际的用途,而且更加细致的分析出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挖掘深层次的原因,更具应用价值。
(2)分析式与参与式相结合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模型的构建。目前主流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要采用分析式评价模式,仅依靠专家的主观认知结合科学技术评判风险水平,难免缺乏民主参与和科学性。有必要在整体评价过程中结合参与式评价,将相关主体的行为和思想融入评价过程,并赋予其知晓情况、参与并监督决策的权利。
 
 
 
 
 
 
 
 
 
 
 
 
 
 
 
 
 
 
 
 

第2章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状分析

2.1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情况

2.1.1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的总体现状

2.1.1.1黑龙江省各地区城乡人口变动情况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同上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黑龙江省13个地级市中,城镇人口比重增加较显著的有黑河、大庆和佳木斯三个市,鹤岗、伊春、七台河市呈减少趋势。
图2.1 黑龙江省各地区城镇人口比重变动
    近10年间,黑河、大庆和佳木斯的城镇人口比重分别增加了13.65、9.8、7.06个百分点,较多农村人口以务工、经商、教育等方式转移到城市。哈尔滨市是黑龙江的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交通的枢纽,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本省农村劳动力,以及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转移人口。大庆市依靠丰富的石油资源,结合本地实际发展特色经济,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地方经济发展较快,大大提高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作为资源型城市,鹤岗市和七台河市近年来矿产资源大量减产,以林业为主的伊春市木材加工采伐等相关产业在国家宏观调控和生态保护等政策制约下发展缓慢,资源的减少带来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导致人口的外流。
2.1.1.2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规模
据2014年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4年黑龙江


省年末常住总人口为3833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223.5万人,乡村人口1609.5
万人;随着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加快,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加之国家推动土地规模化经营及土地流转的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农业转移人口的总体规模逐年扩张。黑龙江省内农垦系统的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国有林区商业性采伐的停止,使得近173万垦区人口和205万林区人口中相当部分需要进城就业,进一步增加了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数量。
表2.1 2005-2014年黑龙江省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
年份 城镇人口(万人) 乡村人口(万人) 农村劳动力(万人) 全年转移农村劳动力(万人) 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率(%)
2005 2028.4 1791.6 950.1 367 38.6
2006 2045.3 1777.7 951.0 413 43.4
2007 2061.1 1762.9 945.0 461 48.7
2008 2119.0 1706.0 948.8 493 51.9
2009 2123.4 1702.6 967.1 501 51.8
2010 2133.7 1699.7 989.4 513 51.9
2011 2166.2 1667.8 989.2 530.7 53.6
2012 2181.5 1652.5 988.5 535.8 54.2
2013 2201.3 1633.7 992.8 540 54.4
2014 2223.5 1609.5 982.8 551 56.1
 
(数据来源:历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
2014年黑龙江省全年转移农村劳动力551万人,并且增收明显,实现劳务收入62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4%和9.3%。从总体趋势来看,全省城镇人口乡村人口此消彼长;农村劳动力逐年增长的同时,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比例也由2005年的38.6%增长到2014年的56.1%,增幅近20%。距今为止最近的一次黑龙江省农业普查,即黑龙江省第二次农业普查对农村劳动力资源情况及农村劳动力流动情况做了详细地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资源共1079.0万人。其中,男劳动力561.7万人,占52.0%;女劳动力517.6万人,占48.0%,男性劳动力数量略高于女性。农村转移的男劳动力明显高于女性劳动力,分别为68.0%和32%,这一数据说明了我省农业转移人口中,由于男性和女性生理上的差异和家庭责任、分工的不同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等原因,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人口多为男性。
2.1.1.3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年龄分布
自提出“农业转移人口”以来,其内涵远超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这一范畴。在黑龙江省第二次农业普查中,将农村住户户籍从业人员(不包括全家外出的)中到本乡镇行政管辖区域以外从业1个月及以上的人员称之为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50]
表2.2 黑龙江省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年龄分布
年龄分布 20岁以下 21-30岁 31-40岁 41-50岁 51岁以上
所占比重 18.5% 38.6% 24.7% 12.1% 6.1%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
表2.2可以看出,黑龙江省一进城从业方式转移的人口主要集中在21-30岁,占比近40%;其次是年龄在31到40岁之间的劳动力,占24.7%。无论从劳动能力还是家庭责任、个人发展角度来说,这部分人口进入城市的动力和能力都是最强的。
表2.3 黑龙江省失地农民年龄分布
年龄分布 18岁以下 18-60岁 60岁以上
所占比重 21% 63.5% 15.5%
由表2.3可知,黑龙江省失地农民年龄结构在 18-60 岁的人数较多,占63.5%,即大部分失地农民处于劳动年龄;18 岁以下的失地农民占21%;60 岁以上人口占调查结果的15.5%,与农村外出从业同年龄的劳动力对比,失地农民中年龄较大的人口数量较多,他们在生活习性上早已习惯了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在完成市民化的同时需要给予关注。
2.1.1.4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的文化程度
随着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2014年省内农民中学90所,在校生数达8591人;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共1218所,在校生数为206695人,农业转移人口受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都有所提高。但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的客观要求来看,其教育程度仍处于相对低的状态。
表2.4黑龙江省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文化
程度
初中文化
程度
高中文化
程度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所占比重 0.7% 22.3% 70.8% 5.0% 1.3%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
    表2.4数据可以看出,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员中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员大部分只具备初中文化,占比高达70.8%,而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仅占6.3%。高素质劳动力的缺乏,劳动力认知能力较弱,加大了他们择业的难度,更加剧了市民化的难度。
2.1.1.5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流向分布
黑龙江省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流向以省内区域为主,其中进入县的劳动力占20.3%,转移到市内和市外省内的人口有均为25.6%,跨省转移的劳动力占28.9%。
在产业分布上,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和工作,从事的职业种类繁多,遍布工业、建筑业、制造业、餐饮业等行业;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6.3%;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36.6%;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占57.1%。从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出,黑龙江省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后,从事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和其他服务业的人数居多,这可能是由于该群体的职业技能和自身素质等自身条件的限制。受雇于他人的群体基本从事建筑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等对职业技能要求较低的体力工作,自营就业的农民通常选取了餐饮、修理、住宿等居民服务行业。

2.1.2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特点

2.1.2.1转移人口供大于求
黑龙江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一直以来各地区人口主要以农业、林业、畜牧业和养殖业作为主要谋生方式。但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机械化水平逐步提升,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同时,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便逐渐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重化工业比重较多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发展,城镇人口失业率增加,难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大规模的农业转移人口。据统计,2014年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47%,全年转移农村劳动力551万人,占据全部农村劳动力一半以上。同时由于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水平较低、个人认知能力较差等因素导致的职业竞争力处于弱势地位,这部分群体进入城市后难以谋求合适的职业,在完成职业身份的转换上产生的障碍,也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造成不良影响。
2.1.2.2存在“半工半农”季节性转移
由于黑龙江省的气候特点及地理形态的特殊性,农业耕种是一年一熟制,进入冬季以后,休闲娱乐便成为黑龙江省农民生活的常态。因此,许多农业人口更愿意选择到距离家较近的外县季节性外出工作,在不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收入的前提下,还能照顾家庭,大大降低了转移到城市的机会成本。但这也导致了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大部分是以流动性的方式转移,而非迁移式,不仅在农忙时节易产生用工荒现象给城市发展及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也加剧了市民化的困难。
近年来,随着政府宣传力度的加大以及新一代的农村人口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对土地的依赖性大幅度降低,年轻的农业转移人口以教育、当兵、务工等各种方式进入城市,更愿意以积极的心态适应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但仍然需要经过长期的调整、大力的宣传以及合理的政策来改变这一现状。
2.1.2.3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较低
王志章从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其他社会保障、城市公共成本六个方面测算了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服务成本,为人均31802.20元。从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城市发展现状考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都小于全国平均水平。2014年黑龙江省教育经费支出为6006258万元,低于全国9795070万元的平均水平;医疗卫生支出为235.31亿元,低于325亿元的全国平均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为602.68亿元,也低于492亿元的平均水平;同时,居民消费水平也比国内平均水平低了33031元。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和政府财政支出减少了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生活压力,也减轻了政府在推动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财政压力。
2.1.2.4“政府主导”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黑龙江省人口的城市化是政府主导型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这是黑龙江省人口城市化的一大显著特征。在这个过程中,黑龙江省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对市民化的完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政府不断对户籍制度管理作出一系列调整,逐步放宽了居住、就业、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的政策,户籍制度对于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的束缚日益消减,有利地促进了市民化水平的提高。从2014年11月1日起,全省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统一登记,取消其性质的划界,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等举措也从制度角度有力地支持了省内市民化。
与此同时,我省城镇化发展中大量农业土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由政府主导的农村土地征收项目使农民被动地成为失地农民,政府后续的政策实施对此类群体的市民化成果至关重要。然而政府主导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存在一些弊端,往往制度上的不完善会对市民化成果产生消极作用,农民从个人需要和自我能力自发形成的非政府主导型市民化更能与之相辅相成,从市民化意愿、城乡预期差异等个人感知上推动市民化发展。

2.2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引发的社会问题

2.2.1农民转移就业问题

2005年到2014年十年间,黑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逐步增大,由占农村全部劳动力的38.6%增长到56.1%。这部分转移群体由于自身职业素质不完善,职业竞争力远低于城市市民,通过自主择业等方式实现就业十分困难。受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面对每年增长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城市可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却有限,农业转移人口面临着失地即失业的状况。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是由投靠亲友等自发式转移主导,转移人口的工作稳定性较差,一些人便通过非法、极端的手段谋取利益。由于目前依靠政府组织转移、中介机构转移等方式转移的人口还相对有限,转移人口对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不了解,盲目选择职业,盲目就业,农民工工资拖欠、权益受损却无法维权的现象也频频发生。

2.2.2农民融入城市困难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从农民脱离土地到农民进入城市再到农民融入城市的整体过程,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到城市以后,如何适应城市生活是市民化关键。朱力从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三个层面界定了何为城市适应,经济层面的适应主要是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住所;社会层面是社交和生活方式上的融入;心理和文化层面是他们自我城市认同感和积极地融入意愿等心理感知上的适应。他认为在这三个层次的递进式发展中,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普遍停留在第一个层面上[53]。由于黑龙江省长期以来依靠土地生存的传统农作方式,农业人口对于土地的依赖性以及对农村紧密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的习惯性,导致其在进入城市后的融入较其他城市的市民化更加困难。从职业的选择上来说,目前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还难以提供足够的就业来容纳大量的转移人口,满足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基本生活支出。

2.2.3土地征收冲突问题

据统计,农民上访案件中与土地征收相关的占24%,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占全国农民维权的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已成为影响中国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51]。孟宏斌将征地冲突定义为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由土地矛盾引发的各种冲突[52]。农村土地征收是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征收土地过程中由于补偿、安置等问题,经常性地引发农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农民通过打架、围堵、辱骂、网络舆论等方式宣泄不满。近年来,黑龙江省内诸如大庆市富强村因不合理征地的乱象引发群众民怨,呼兰区违法征地千亩、肇州县暴力征地等现象造成政府和村民的冲突事件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2.3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原因分析

针对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出现的就业困难、城市融入困难以及征地冲突等社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济发展和产业总体布局是市民化发展的土壤,直接影响这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状况,从宏观上影响着市民化的进程。黑龙江省的产业结构从以第一产业为主逐步向以二、三产业为主转移,产业布局的变化推动人口向城市聚集。农业现代化释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第二产业发展主要以煤炭、石油、木材等自然资源的制造和加工业为主要源泉,老工业技术的革新和结构的升级步伐缓慢,对于人才的需求也相对稳定,难以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第三产业仍以交通仓储、邮电通信业和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传统行业为主,现代服务业发展程度不高,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使非农产业难以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
其次,城乡二元发展体制和政策的不完善也衍生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的社会问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加大了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物质条件、权利义务上,也在农业转移人口和老市民的心理层面上有所体现,大大降低了积极市民化的意愿,产生城市融入困难。自2014年年末以来黑龙江省在户籍制度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城乡二元体制长久以来具有较深的根基,而且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庞大,涉及的范围较广,逐渐实施制度的改革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更需要与之配套的措施的完善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黑龙江省目前农村土地征收中却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很多农民依旧视土地为养老保障而不愿意放弃土地、离开农村。在征地过程中,黑龙江省土地补偿标准属中上水平,但如果将物价等生活指标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不仅补偿金额与土地溢价之间巨大的差异致使农民无法从土地增值中获取合理的补偿而产生民怨,而且一次性补偿难以平衡农民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对维持他们稳定的生活状态产生影响,演化为社会问题。另外,诸如征地程序的不合理,征地后就业安置问题等也是造成土地征收冲突的原因。
第三,农业转移人口的自身素质和心态问题是市民化中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转移人口在进入城市之前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而且没有非农工作经验,在城市生活中难以立足。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决定了转移人口对城市的认知水平和接纳程度,受教育水平较高有利于他们做出理性决策,转变为市民的主观意识就较强。再者,不管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通过土地被征收的形式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生活还是主要以在农村是的亲缘和地缘关系作为其主要社交关系网络,与城市市民的接触较少,容易被边缘化而难以融入到城市当中。长此以往,就业竞争力上的缺乏直接导致无法在城市中生存,新老市民的差异化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公平感、难以归属感等复杂的情绪,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2.4本章小结

   本章对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规模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特点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产生原因,分别从经济社会背景的宏观视角、政府政策的实施等中观视角以及农业转移人口个人微观视角阐释了市民化过程中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产生原因。
 
 
 
 
 
 
 
 
 
 
 
 

第3章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识别

3.1风险因素识别的基本理论

3.1.1风险因素识别的内涵

风险识别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是系统地、连续地识别并记录不利影响的因素,包括从整个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相关利益主体以及出现的问题等,从中确定风险产生的主要来源[54]。一般而言,风险因素识别首先要明确分析的系统,通过一定的方法将复杂的系统分解成几个子系统,收集相关资料和数据,选择合适的风险识别方法,找到影响风险产生的因素。

 
 
 
 
 
 
 
图3.1风险识别程序[55] 
作为风险识别的主要对象,风险因素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
表3-1风险因素的分类[54]
分类方法 风险因素不同种类
形态 有形风险因素和无形风险因素
产生原因 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等
作用对象 财产风险、人身风险、责任风险等
承担主体 个人风险、家庭风险及国家风险
产生环境 静态风险、动态风险
社会稳定风险是社会综合问题,在社会学、管理学、哲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都有针对性的研究,但并没有明确统一的社会稳定风险分类,以往对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的研究中通常引用风险因素的分类,缺乏对社会稳定风险的全面认知,需要在风险因素分类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稳定风险的特定环境以全面掌握社会稳定风险因素。

3.1.2风险因素识别的常用方法

风险因素识别过程中选择合理的方法对得到的风险因素的的准确和全面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同学科针对不同的识别主体从多角度提出各种各样的风险因素识别方法。在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识别中主要采用专家调查法,分为头脑风暴法和德尔菲法,在充分借鉴各领域专家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主观确定项目可能存在的各种潜在风险。企业内部风险识别以SWOT 分析法为主,综合组织内外环境所形成的机会、风险、优势和劣势来确定适合本组织真实情况的经营战略。还有现场调查法、事故树法、流程图法、预先分析法、因果图法等常用方法,每一种方法都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不足,需要根据识别对象的特点灵活运用,以全面进行风险因素的识别[56]-[57]。本文引入扎根理论的方法,通过扎根理论逐渐递进式的译码过程对所选案例分析,最终得到相对全面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扎根理论研究法由哥伦比亚大学的AnselmStrauss和BarneyGlaser两位学者于1976年共同发展出来,该方法采用系统化的程序,对现象进行归纳并引导生成理论,属定性研究方法[58]。作为一个初探性的研究,扎根理论已经被证明是一个相当有效的工具,适用于理论体系完善性较差、难以有效解释实践现象的领域。
扎根理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概括式研究方法,经验证据来支撑其成果是必需的,但也不只是注重资料的经验性,更为重要的是从资料中提炼出新的概念和范畴,发现新的联系和互动模式[47]。不同于实证分析过程中数据收集与分析分开进行,扎根理论分析建立在“收集数据—形成理论—再收集数据—完善理论”不断循环的互动之上[59]。BarneyGlaser认为“一切皆数据”,无论是谈话和观察的口头资料,还是官方文件、新闻报道等文字性资料都是支撑扎根理论研究的基础[60]
扎根理论的核心在于对资料的编码,有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以及核心译码三大主体。扎根理论分析过程采用连续反复比较的思路,每个译码阶段都与其它两个阶段紧密联系,通过对资料的深入挖掘和译码归类,形成最终的理论。   
 
 
 
 
                                                                     
 
理论
                                             饱和
 
 
 
 
 
                                                 
 
 
                                               理论未饱和
 
 
图3.2 扎根理论研究流程图
    开放性译码对原始资料进行细致地整理、将具有同质化或相关联的现象及访谈内容整合为同一类别,并赋予其概念。再通过不断地比较分析将意义相近的概念提炼为同一范畴。开放性译码得到众多范畴,但这些范畴相对零散、孤立。通过对各范畴的资料信息逐个分析,根据其意义的相互关联和潜在的内在逻辑进行主轴译码。在主轴译码所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分析,形成领导性的核心范畴,并用全部资料验证联系各范畴的内在关系,构建扎根理论模型。这三个过程是递进式的,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模型体系。

3.2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识别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识别是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查找和发现损害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源,并对潜在的或显现出来的风险进行甄别的过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是通过三个过程逐步实现的:

  
 
图3.3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流程
由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具有其特殊性,研究采取从风险产生原因的分类角度出发,综合利用扎根理论模型对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三个过程进行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的识别。

3.2.1数据采集及理论抽样

    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互联网、期刊、访谈等形式,收集尽可能丰富、全面的资料。选取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三个过程中的事件,诸如鹤岗市富华煤矿火灾事故、黑龙江富锦群体性事件、2010年农民工遇欠薪讨要工资被打、大庆农民耕地占用、鸡西石墨污染、2007年呼兰白奎镇农民贩毒事件、肇东强迫农民“上楼” 拆迁冲突事件等20个典型案例的权威新闻报道、对参与者及围观群众的现场采访作为研究的原始资料,并以网络论坛、博客以及访谈资料作为补充。考虑到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客观性,数据主要来源于人民网、新浪新闻、腾讯新闻、新华社报道、搜狐新闻、凤凰网专题报道、中国新闻网等权威门户网站以及兰州大学中国公共危机事件案例知识库。  
通过对比各大门户网站对事件的报道、兰州大学中国公共危机事件案例知识库资料以及网络论坛、博客的评论发现,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的社会稳定风险各类事件中,各相关主体、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公众及社会媒体所呈现出来的事件发生发展过程及风险因素,以及对事件的态度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随机选择3/4的样本资料,按照事件当事人、政府、无直接利益公众、媒体四个角度进行编码和模型建构,另外1/4则用作理论饱和检验,以全面分析识别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

3.2.2开放性译码

以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为核心主题进行初始概念化和范畴化。经过开放性译码,对搜集的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出94个概念,进一步对比分析,提炼出54个范畴。详情见表3.2。
表3.2 案例开放性译码的概念化过程
资料数据信息 概念化 范畴化
a1 20日3时30分,黑龙江省鹤岗市富华煤矿发生火灾事故,31名矿工被困井下。 a1矿工遇难 A1煤矿安全问题
a2该矿为国有大矿矿区范围内的小煤矿,按规定应予关闭。 a2煤矿不合法 A2政府监管不到位
a3从事具体管理工作的生产、安全、机电、通风运输矿长和技术负责人都没有煤矿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均属无证上岗。 a3人员无证上岗 A3从业人员专技不足
a4受煤炭市场持续疲软、煤炭价格持续走低等不利因素影响,龙煤集团出现了严重亏损,目前仍拖欠职工工资、税收和企业应上缴的各类保险,不少职工生活遇到困难。 a4煤炭行业不景气
a5拖欠工资
A4煤炭行业发展
A5农民工讨薪困难
a6龙煤集团和双矿充分发挥主体责任,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做了很多解释和其它有效的工作;广大职工、广大市民不要信谣传谣,不要传播消极负面信息。 a6积极回应
a7谣言传播
A6行政效率
A7传言负面效应
a8在2010年04月29日下午15点11分,4133次火车在开往前进镇途中突然中断,下车后,火车站给所有旅客全额退票。富锦火车站工作人员称,是因向阳川、长春岭农民上访没有得到解决,激愤的农民横卧铁轨,并将同三公路用数十台拖拉机堵死, a8集体卧轨只因上访未解决诉求 A8极端上访
a9 去年也有过一次,但只拦截公路没有拦截铁路,当时,富锦市政府没有认真解决,因此,这次农民再起,同三公路中断2天,当地群众打死一名警察,重伤数人。 a9以往诉求未解决 A9基层政府行动迟缓
a10绝不和你政府谈,来了就是打!啥时候中央来管这事的了,啥时候才停止闹事! a10基层政府和农民关系紧张 A10基层政府公信力差  
a11市委领导出面化解,保证长春岭村每人会分到一垧(十亩)耕地,在向村民“拍胸脯”保证后村民散去,但此后分地便无下文。 a11政府敷衍承诺 A11基层政府不作为
a12长春岭村当时确定在补偿范围内的土地只有1万亩,获得了56万元补偿款。一位村民无奈地告诉记者:“当时从乡政府领回来到村里就剩了52万元了,路上就丢了4万。村民根本没见到钱。钱去哪了?” a12土地补偿款“丢失” A12村干部贪腐行为
a13只是政府不予解决。农民最不想惹事,说的过去吃点小亏都不会这样,大家共鸣。 a13政府不正面解决农民问题 A13基层政府不作为
a14现在已完工快一个月了,可18万工钱却迟迟不给。“我去玛克威讨钱,钱没讨回来,还挨了一拳。”于克栋说。 a14工钱难讨 A14工资拖欠严重
a15于克栋觉得,找来的工友都是老乡,不能就这样让人家白干了,于是他把自家的地和打算结婚的钱拿来补料钱和给工友们的工钱。 a15依托地缘关系进城 A15地缘关系
a16于克栋激动地说:“我打算找齐工友们,到劳动部门投诉,用法律来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a16希望靠法律维权 A16法律宣传
a17当初工程干到一半工人挨了打,我们就预感到建筑商会赖账不想继续干了,是鸡西市信访、劳动监察、公安三大局联合承诺肯定能拿到工钱,我们才肯忍气吞声继续干到工程结算的时候。没想到现在建筑商真的不给钱了,几个部门却说束手无策,让我们怎么能不憋气?我们还能找谁去讨公道?” a17相关部门承诺却不监督 A17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不力
a18所有工种的五六十名工人全部进入工地开工,其中大部分是跟他干了很多年工友。 a18多年工友关系 A18农民工社交范围狭窄
a19十几天后,王梦然就开始经常辱骂工人,还不止一次在工地上放言“早晚把你们打出去,你们就是干完活也拿不到钱,罚也都给你们罚没了。” a19农民工受到欺辱 A19农民工社会地位低下
a20佟克学说,因为信任政府,他们23日与建设单位代表王福山爱人王瑶签了复工协议书,王福山以不在鸡西为名没有露面。 a20农民工信任政府 A20政府公信力
a21王福山再没了当时求他们的好言好语,“他直接告诉我们他没钱,让我们要么等开发商给他钱,要么自己去找开发商要。” a21农民工讨薪困难 A21责任主体不清
a22本以为坚持到11月5日就可以拿工钱回家的工人们此前一直住在四处透风的简陋工棚里,为了节省开支,每天只做两顿饭。上午十点早餐多是馒头稀饭,下午三点晚餐就是白菜土豆等大锅菜。 a22讨薪农民工生活艰苦 A22农民工生活无保障
a23哈尔滨工头讨薪自焚视频中介绍,为讨薪奔波了一冬的38岁的张洪涛和26岁的李武前往绿海华庭售楼处,张洪涛与开发这个楼盘的哈尔滨东实房地产的开发商负责人王立文因为讨薪争执不下。最后哈尔滨工头讨薪自焚案件上演了,张洪涛把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点着了 a23工头自焚为讨薪水 A23极端方式讨薪
a24哈尔滨市道外区城管打伤瓜农”一事,“我要秤去了,咣咣给我一顿推。完了我又回来了,我跑了,我又回去要秤去了,他们用对讲机把我脑袋打坏了。还有砖头子,四五个人打我一个人。” a24城管打人 A24城管管制方式不当
………    
注:受空间限制,本文仅截取部分表格以说明研究过程。

3.2.3主轴译码

主轴译码得到19个主范畴,分别是基层政府惰政、基层政府行为失范、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信息不公开、农民工讨薪困难、失业、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自然灾害损失、自然环境恶化、城市管理、主流产业管理、农民工后代教育管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征地补偿制度、法律法规制度、网络媒体、社交网络、城市融入困难、心理感知变化。
表3.3 主轴译码形成的主范畴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的主范畴 对应的范畴 关系内涵
基层政府惰政 政府行动迟缓
行政效率低
政府监管不到位
综合体现基层政府的行政执法态度
基层政府行为失范 村干部贪腐
政府官员暴力威胁
基层政府公信力差
基层政府违规征地
政府的失范行为引发群众不满情绪
利益表达渠道不畅 维权部门效率低
维权成本过高
维权责任主体不清
共同导致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中表达利益诉求
信息不公开 隐瞒真相
征地信息不透明
政务参与度低
信息不公开的具体体现
农民工讨薪困难 工资拖欠严重
讨薪生活艰难
极端的讨薪方式
缺少明确的主管机构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谋生面临的主要问题
失业 就业岗位短缺
职业竞争力差
导致农业转移人口经常性失业的主要原因
盲目追求经济利益 企业利益驱动违规生产
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经济发展
促进市民化过程中企业和政府盲目的利益驱动行为
自然灾害损失 地质灾害
气象灾害
为促进市民化过程中污染在生活上的负面影响
自然环境恶化 山体破坏
林地破坏
为促进市民化产生的对自然资源的破坏
城市管理 城管管制方式不当
执法人员职业素质
城市管理缺乏依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城市管理上的弊端
主流产业管理 煤炭安全管理
煤炭、石油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培训
主流产业管理上的问题对市民化产生的风险
农民工后代教育管理 农民工后代道德教育缺失
农民工子弟教育环境差
农民工子弟教育投资少
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后代教育问题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城市生活无保障
社会地位低
市民化相关制度缺位
体现社会保障在农业转移人口群体上的缺口
征地补偿制度 征地补偿不合理
征地安置不妥当
征地补偿制度的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的作用
法律法规制度 法律宣传不到位
法律法规不完善
法律法规的规范作用
网络媒体 自媒体传播效应
传统媒体报道
媒体传播对市民化风险的扩散作用
社交网络 亲缘关系
地缘关系
社会舆论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体现的主要社交模式
城市融入困难 农民工社交范围狭窄
娱乐生活单一
生活习惯差异
自我城市认同感差
共同导致城市融入性较差
心理感知变化 潜在认知
归属感
报复心理
自尊心受创
心理预期落差
从心理感知角度影响风险的发生概率
 

3.2.4核心译码及理论模型的饱和度检验

以“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因素”为核心主题,通过主轴译码形成的19个主范畴进行深入分析,得到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制度风险、传播风险和心理感知风险7个核心范畴,如图3.4所示。

图3.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模型
将剩余的1/4原始资料数据逐字逐句整理、分析和译码,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没有发现新的概念、范畴以及关系。因此,所建立的概念模型在理论上是饱和的。以上基于扎根理论的风险因素识别过程得到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识别表具体如下:
表3.4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识别表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阶段


















政治风险
 
基层政府惰政 全过程
基层政府行为失范 进入城市阶段
利益表达渠道不畅 全过程
信息不公开 离开农村阶段
经济风险
 
农民工讨薪困难 融入城市阶段
失业 融入城市阶段
盲目追求经济利益 进入城市阶段
自然风险
 
自然灾害损失 进入城市阶段
自然环境恶化 全过程
社会风险
 
城市管理 融入城市阶段
主流产业管理 进入城市阶段
农民工后代教育管理 融入城市阶段
制度风险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融入城市阶段
征地补偿制度 离开农村阶段
法律法规制度 全过程
传播风险
 
网络媒体 全过程
社交网络 融入城市阶段
心理感知风险 城市融入困难 融入城市阶段
心理感知变化 全过程

 3.3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

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的识别是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基础,只有正确识别出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政府才能有效地选择适当的方法控制风险。由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涉及的风险主体、风险产生缘由等具有特殊性,风险因素的识别要在特定环境下进行,密切关注风险的动态变化,及时识别新风险。
本文基于产生原因的风险因素分类视角,通过扎根理论逐级译码过程,识别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制度风险、传播风险和心理感知风险7个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相比上文中按风险产生原因分类的风险因素,增加了制度风险、传播风险和心理感知风险,体现了在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特定环境下对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的把握。市民化需要满足物质、制度和心理这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近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物质基础趋于完备,制度和心理层面还有待完善[61]。首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涉及征地项目、农民工转移和安置项目等,项目实施顺利与否与制度息息相关,也因此制度风险成为市民化背景下社会稳定风险的因子。其次,大规模快速的市民化导致农业转移人口的心理基础较为薄弱,心理感知风险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进一步凸显。再次,自2003年“网络舆论元年”以来,由传统媒体、自媒体以及社会关系等带来的社会舆论逐渐成为社会矛盾表达和释放的场所。这种传播媒介所传达的社会舆论常以碎片化的状态呈现,极易衍生出社会稳定风险[62]-[63]。基于此,本文对各类风险因素的具体阐述如下。

3.3.1政治风险

   (1)基层政府惰政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黑龙江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必然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基层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机构,其执政能力是较为重要的风险因素。黑龙江省内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处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的公共危机事件时缺乏敏锐性及高效性,相关监管部门以事后监管为主要监管方式,缺乏事前监督预警和事中跟踪性监督。处理日常事务时,行政效率低下、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利益诉求敷衍回应。
基层政府行为失范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偏向于以政府为主导,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市民化中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行政效率的提升,在一些地方村镇还存在村干部贪腐、利用职权威胁农民、寻租牟利等情况。政府行为的偏差不仅大大降低了政府公信力,也没能积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土地资源丰富,农业人口众多,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政策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涉及的人口多,征地范围广。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市民首先要通过征地或务工等形式离开农村,有些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的审批权成为了部门官员寻租的工具,导致违规征地情况频增,越权、侵权、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利益表达渠道不畅
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维权途径受阻的现象比比皆是,也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关键性导火索,体现了目前维权机构在制度上的缺失,往往正规途径难以实现维权目的,人们会进而采取其他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更有甚者采取极端、违法的手段达到维权目的,是无奈之举,更是制度服务于民的缺陷。黑龙江省信访部门资料显示,2011年黑龙江省县级群体性时间占50%以上,其中70%以上是由于群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在上访缘由上也是以民生问题为主,22%由于城乡建设问题,21%是农村农业领域内问题。信访部门和政府工作部门之间受理诉求事项的权限不明确,导致事件责任主体不清,农民维权没有确定的就受理机构。信访部门规范维权途径,使维权过程程序化,降低维权成本,明确责任主体,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政府的公信力,更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控制风险的基本路径。
信息不公开
在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事件的相关案例中,大多数农民对土地征收项目的基本信息不了解,也不清楚确切的补偿政策和安置方案。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政府往往缺少对事件的积极解释,引起社会大众对事件真相的猜测,对社会稳定造成风险。

3.3.2经济风险

农民工讨薪困难
    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能够在城市中生存是其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的基本条件,但近几年黑龙江省农民工讨薪的状况时有发生,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严重、农民工在讨薪路上的艰辛以及极端上访或者维权的方式,都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在黑龙江省农民工讨薪的问题上,有一些企业不遵守合同约定准时全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加之企业在工程期由于资金链断裂导致难以支付工资等情况,农民工到政府部门维权又难以寻求明确的主管机构。
失业
    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其原有的耕种能力以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均已不能同城市的生活节奏相适应。黑龙江省以农业生产为主,又拥有大量的林业资源,因此很多农业转移人口并不具备城市工作的技能,进入城市后从事的行业也是以建筑业、餐饮业等依靠体力劳动为主的,具有工资低、技术含量低等特性,难以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基本生活。在经济还处于发展期的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状况并不能提供足够大量的就业岗位,容纳大量的进城农民,这部分人口职业的不稳定性导致其经常性地失业,也因此对社会稳定产生一定风险。
盲目追求经济利益
    盲目追求经济利益主要体现在企业和政府这两大主体的行为上。黑龙江省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石墨、煤矿、石油以及林地等,在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作为企业主进行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因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不顾生态环境的保持、为降低企业支出对安全生产的忽视等风险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其次,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发展,促进GDP增长,容纳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就业,对企业的违规行为刻意忽视、纵容,这种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对黑龙江省社会稳定不利。

3.3.3自然风险

自然灾害损失
黑龙江省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开采工作是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同时也能提供大量就业容纳农业转移人口,但过度开采将会带来自然灾害,给附近居民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例如鸡西市石墨矿的开采常年污染居民引用水,据检测,鸡西市鸡东县等地区水的浑度、色浊度重金属含量明显超标,铅、汞和重金属含量分别超国家标准的七百倍、九倍以及六倍。包括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森林火灾以及生物灾害等带来的自然风险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自然环境恶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三个阶段中,农村土地征收以及农民离开农村势必会带来农村土地的减少,商业化的开发会降低空气质量,带来噪声污染、水污染,
产生地质破坏、林地破坏、山体破坏等自然环境的恶化。同时,政府和企业对经济发展和城市就业扩增的追求更会纵容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虽然促进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却产生生态环境风险。  

3.3.4社会风险

城市管理
    在大规模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的同时,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压力,目前城市管理系统还没有一个有针对性的、完善的法律依据,在城市管理过程中频频出现纠纷,将政府和人民推到对立面,引发风险。黑龙江省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生活,专业技能不足、教育程度不高等特性使得很多农民通过摆地摊等形式来谋生,然而在城管部门进行管制时,往往由于暴力管制发生恶性的冲突事件,扰乱社会稳定。当危机发生时,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反应首先影响着农业转移人口的情绪变动以及对政府形象的认知,良好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危机解决方案有利于社会稳定,更有利于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完成市民化过程。
主流产业管理
    2014年黑龙江省“十大重点”产业推进工作会中提出,煤化石化、矿业经济、林业、石墨和钼是重点产业,同时需要大量体力劳动者,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从事相关工作,这些产业的安全管理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的安全需求影响重大。另外,在市民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在职业的转变上适应时间短,专业技术不合格,很多工人处于无证上岗的状态,这种管理上的涣散会产生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
农民工后代教育管理
农业转移人口有个普遍的特性就是其受教育程度较低,且跟随父母进城的那部分青少年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学习条件很差,使其虽然进入城市生活,却难以接受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农民工子弟校的教育环境差、教育投资低,留在农村的农民工后代群体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缺乏道德教育,形成恶性循环,在未来就业市场以及生活中都没有竞争力,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3.3.5制度风险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进入城市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普遍生活水平较低,生活无保障,加之社会地位低下,长此以往,这种反差在心理上也会刻下烙印,是风险形成的隐患。2014年颁布《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同时,从2014年11月1日开始,全省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黑龙江省政府在户籍制度上的变化提供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生活的基础,但是制度的实施效果还需要时间。
征地补偿制度
   2015年征收耕地的补偿标准分别为:旱田平均每亩补偿5.3万元;水田平均每亩补偿9万元;菜田平均每亩补偿15万元。征收基本农田补偿标准分别为:旱田平均每亩5.8万元;水田平均每亩9.9万元;菜田平均每亩15.6万元。林地及其他农用地平均每亩补偿13.8万元;集体建设用地平均每亩补偿13.6万元;空闲地、荒地、未利用地平均每亩补偿2.1万元。黑龙江省征地补偿制度为一次性补偿,许多地区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只是土地价值升值中微不足道的部分,失地农民会产生被剥夺心理。另外,在一次性补偿制度下,征地后的安置制度缺位,难以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
法律法规制度
    在调查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过程中发现,许多农业转移人口之所以做出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是由于他们法律意识淡薄,法律对其约束力很差,政府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法律宣传对其适应城市生活,成为真正的市民十分重要。在市民化过程中法律法规不完善直接导致出现问题时缺乏化解危机的依据。

3.3.6传播风险

网络媒体
    以往研究中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对农村社会稳定的研究屡见不鲜,但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新媒体的出现,网络媒体已发展成参与并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窗口,舆论导向、舆情传播等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愈发明显。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家庭经济能力有所提高,网络媒体时代开始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尤其传统媒体和微博等自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大大扩大事件的影响力。有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或网络对事实真相扭曲报道增加了农业转移人口明辨是非的难度,从而增加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
社交网络
    由于农村特殊的地域关系,同村及邻村之间往往具有亲密的血缘或地缘关系,农民的日常交往也都局限在相对亲密狭小的关系网络,因此,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传言、谣言和社会舆论极易传播且在传播过程中由于这种亲密的关系,其可信度也大大增加,造成社会动乱。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地缘、亲缘关系带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但同时也加大了互相影响下做出危害社会稳定行为的几率。这种紧密的关系犹如一把双刃剑,利用好了可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质量,相反,会加大风险爆发的几率,也增加了基层政府的治理难度。

3.3.7心理感知风险

城市融入困难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农民工社交范围狭窄、娱乐生活单一、生活习惯差异、自我城市认同感差共同导致其很难真正地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从心理上来讲,转移人口是否从内心真正融入城市、完成城市自我认同是市民化成果十分重要的指标,也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交范围基本是亲属、同乡或者是工友,很少与原市民有实质上的交流,娱乐生活很单一,精神上不能融入城市,只是扮演着游荡者的身份,游离在城市的边缘,与老市民难以完全融合,不能从心理上接受城市。城市主人公精神的缺失使他们在对城市社会稳定做出破坏行为时没有基本的底线。
心理感知变化
首先,农民进入城市后,对城市种种不适应会产生精神上的孤独感,在户籍身份和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上与老市民的差异产生自尊心受创,在其潜在认知上就难以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其次,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职业技能的缺失、教育程度低、社会地位低使得这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生活的期望与现实之间产生落差感,形成极端的报复社会心理和对金钱的畸形渴望。第三,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需要大量征地,因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损害他人利益等不正当手段而暴富,使农民产生不公平感和被剥削感等不良情绪,如果这些情绪没有及时得以缓解,一旦发生小规模冲突事件,即使与其自身并无直接利益关系,这种对政府、村委会的共同情绪主体指向也会使情绪激化、矛盾升级,造成社会稳定风险。

3.4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风险因素识别的基本内涵、流程,风险因素分类以及常用的风险因素识别方法。以此为基础,阐释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因素识别的内涵。根据其特性选择扎根理论模型的方法对黑龙江省范围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三个流程中发生的事件进行风险因素的识别,并对这一方法的概念及原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最后通过对所选案例系统性的风险识别,得到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制度风险、传播风险和心理感知风险七大风险因素。为进一步对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以更好的完成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价。

第4章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

4.1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估人员依据项目实践情况,针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因素,运用一定工具,将主观风险因素以客观指标表现和衡量,构建的用于评判项目风险等级完善架构。本文在借鉴现有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扎根理论对风险的分析,识别出主要的风险因素,再利用层次分析法的理论和原理,从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构建一种适用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等级评价的指标系统。

4.1.1 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1)目标一致性原则
    目标一致性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黑龙江省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指标与风险评估的战略目标之间的统一性。首先,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目的是为政府部门降低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保证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稳定状态提出适当的建议。在选择并构建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指标体系时,应该站在政府维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这一战略目标角度,从风险评估的总体目标出发,设定合理的指标体系。其次,评价指标体系是由几个具有从属性的层级共同构成的,每一层次的评价指标要与这一层次的评价目标匹配,共同完成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的总体评价目标。
(2)系统全面性原则
    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相关主体的行为都会改变风险等级结果,这就需要全面考虑到社会系统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相对特殊性,相应的风险评价指标要根据其特殊性,全面系统地囊括各个领域的风险因素指标。这些指标之间上下级层次的指标具有包容性,几个下一层级指标共同反应上一层级指标,各层级指标在系统内的协调性,全面反映出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状况。
(3)科学合理性原则
    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合理性是确保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准确的基石。科学合理性原则要求指标选取的方法科学,结合理论和实践,以理论知识为指导,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识别风险因素,有针对性地对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价指标进行合理选择。一方面,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指标要遵循科学合理性原则,客观、真实、清楚地反映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的特性,并且对指标要有明确的界定,以便准确进行风险评估。另一方面,指标的选择、指标权重的确定必须以科学理论为依据。按照科学合理性原则,对社会稳定风险指标体系中各个层次指标的名称、内涵以及相互关系进行客观合理的界定,并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指标权重的构建,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4)现实可行性原则
    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存在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有些是可量化的指标,有些是难以用定量的数据表现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现实可行性既是指标能够用了操作性的语言界定,并且可以利用现有的定性或定量的测量工具进行评价。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是要将准确的评估结果应用到政府促进市民化进程,控制社会稳定风险的治理实践当中。这就要求指标体系内各指标概念明确、内涵清晰、可采用科学计算方法、容易操作。在整个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递阶结构的指标层级之间具有层次性,同一层级上的评价指标之间相互独立,若有所重叠对整体评价结果不利。同时,引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的各种矛盾处于不断变化中,风险因素也随之变动,错综复杂,需要根据现实情况不断完善指标体系,以保证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准确性。
(5)分析式与参与式结合原则
    社会稳定风险有许多表现形式以及影响因素,但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要采用分析式评价模式,仅仅利用专家主观评判风险等级,难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全面和民主。因此,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将参与式评价模式纳入,赋予相关利益主体知晓情况并参与和监督决策结果的权利。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价的指标体系是对社会稳定风险全面地、细致地描述,在指标选择过程结合相关案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政府等的实际描述提炼合理的指标,选择具有较强代表性且可替代性较小的指标,可全面地表征社会稳定风险的整体水平。

4.1.2 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框架

根据上述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分析,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具体如图4.1。

图4.1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4.2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模型构建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主要是衡量黑龙江省在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整体社会稳定状态,本文是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邀请了对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研究领域熟知的专家学者对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下属的二级指标各个元素进行单因素评价,并且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分别两两比较,构造层次分析法(AHP)判断矩阵,得出指标权重。

4.2.1 确定因素集

  本研究中,评价的因素集既是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环境风险、社会管理风险、制度风险、传播风险和心理感知风险七大部分,每一类别的风险因素细分又共形成19类社会稳定风险因子。由此,评价因素集有两个层次组成,具体如下:
(1)一级评价指标因素集
    A=(B1,B2,B3,B4,B5,B6,B7)=(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制度风险、传播风险和心理感知风险)
二级评价指标因素集
    政治风险因素集B1=(C11,C12,C13,C14)=(基层政府惰政、基层政府行为失范、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信息不公开)
    经济风险因素集B2=(C21,C22,C23)=(农民工讨薪困难、失业、盲目追求经济利益)
    自然风险因素集B3=(C31,C32)=(自然灾害损失、自然环境恶化)
    社会风险因素集B4=(C41,C42,C43)=(城市管理、主流产业管理、农民工后代教育管理)
    制度风险因素集B5=(C51,C52,C53)=(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征地补偿制度、法律法规制度)
    传播风险B6=(C61,C62)=(网络媒体、社交网络)
    心理感知风险B7=(C71,C72)=(城市融入困难、心理感知变化)

4.2.2确定评语集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价是由市民化中群众的态度和矛盾冲突产生的可能性确定风险度的。其中高风险是指大部分群众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意见、反应特别强烈,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中风险是部分群众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意见、反应强烈,可能引发矛盾冲突;低风险是多半群众理解并支持、少部分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意见,可通过合理的措施预防和化解矛盾。具体的评价集为:
V=(v1,v2,v3)=(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

4.2.3确定模糊综合判断矩阵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发放20份问卷,有效问卷17份。通过熟悉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各个评价指标风险程度的评判进行单因素评价,整理并统计得到单个风险因素的隶属度。
表4.1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单个因素隶属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高风险 中风险 低风险
政治风险B1 基层政府惰政C11 5(29.41%) 10(58.82%) 2(11.76%)
基层政府行为失范C12 6(35.29%) 10(58.82%) 1(5.88%)
利益表达渠道不畅C13 7(41.18%) 7(41.18%) 3(17.65%)
信息不公开C14 6(35.29%) 9(52.94%) 2(11.76%)
经济风险B2 农民工讨薪困难C21 7(41.18%) 7(41.18%) 3(17.65%)
失业C22 8(47.06%) 5(29.41%) 4(23.53%)
盲目追求经济利益C23 8(47.06%) 5(29.41%) 4(23.53%)
自然风险B3 自然灾害损失C31 6(35.29%) 9(52.94%) 2(11.76%)
自然环境恶化C32 6(35.29%) 5(29.41%) 6(35.29%)
社会风险B4 城市管理C41 6(35.29%) 8(47.06%) 3(17.65%)
主流产业管理C42 3(17.65%) 8(47.06%) 6(35.29%)
农民工后代教育管理C43 9(52.94%) 4(23.53%) 4(23.53%)
制度风险B5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C51 9(52.94%) 4(23.53%) 4(23.53%)
征地补偿制度C52 8(47.06%) 6(35.29%) 3(17.65%)
法律法规制度C53 3(17.65%) 7(41.18%) 7(41.18%)
传播风险B6
 
网络媒体C61 4(23.53%) 7(41.18%) 6(35.29%)
社交网络C62 3(17.65%) 6(35.29%) 8(47.06%)
心理感知风险B7 城市融入困难C71 10(58.82%) 4(23.53%) 3(17.65%)
心理感知变化C72 6(35.29%) 6(35.29%) 5(29.41%)
以上统计结果得到各风险因素的模糊评价矩阵为:
R1=
R2=
R3=
R4 =
R5=
R6=
R7=

4.2.4确定各层的指标权重

采用1-9比例标度法(见表4.2),邀请专家对各级社会稳定风险指标中各个因子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构造AHP的判断矩阵。在发出的10份问卷中,有5份问卷统计数据可通过一致性检验,根据有效数据分别计算出相应的指标权重,取各权重值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确定的指标权重。
表4.2 判断矩阵标度及其含义[64]
标度aij 定义 标度aij 定义
1 i因素与j因素同等重要 1/3 i因素比j因素稍微不重要
3 i因素比j因素稍微重要 1/5 i因素比j因素较为不重要
5 i因素比j因素较为重要 1/7 i因素比j因素强烈不重要
7 i因素比j因素强烈重要 1/9 i因素比j因素绝对不重要
9 i因素比j因素绝对重要 2、4、6、8、
1/2、1/4、1/6、1/8
两个判断之间的中间状态对应的标度值
通过专家咨询,分别取得目标层与准则层判断矩阵A-B以及准则层与指标层判断矩阵B-C,如表4.3至表4.10:
表4.3 A-B判断矩阵
A B1 B2 B3 B4 B5 B6 B7
B1 1 2 4 3 3 6 5
B2 1/2 1 3 2 2 4 3
B3 1/4 1/3 1 1/3 1/3 3 2
B4 1/3 1/2 3 1 1 3 2
B5 1/3 1/2 3 1 1 3 2
B6 1/6 1/4 1/3 1/3 1/3 1 2
B7 1/5 1/3 1/2 1/2 1/2 1/2 1
 
表4.4 B1-C判断矩阵
B1 C11 C12 C13 C14
C11 1 1/3 2 3
C12 3 1 3 4
C13 1/2 1/3 1 2
C14 1/3 1/4 1/2 1
 
表4.5 B2-C判断矩阵
B2 C21 C22 C23
C21 1 1/3 2
C22 3 1 3
C23 1/2 1/3 1
 
 
表4.6 B3-C判断矩阵
B3 C31 C32
C31 1 4
C32 1/4 1
 
表4.7 B4-C判断矩阵
B4 C41 C42 C43
C41 1 2 1
C42 1/2 1 1/3
C43 1 3 1
 
表4.8 B5-C判断矩阵
B5 C51 C52 C53
C51 1 1 2
C52 1 1 2
C53 1/2 1/2 1
表4.9 B6-C判断矩阵
B6 C61 C62
C61 1 3
C62 1/3 1
表4.10 B7-C判断矩阵
B7 C71 C72
C71 1 2
C72 1/2 1
4.2.4.1一级指标权重向量的计算
(1)一级指标权重的计算
wi=                      (4-1)
式中,aij——表4-3中第i行第j列所对应的元素
  n—— 元素的个数
                    (4-2)
由公式(4-2)对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出各一级指标相对于目标层A的权重向量5]

(2)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设A-B判断矩阵为Q=,运行Matlab软件,
    输入命令“λ=eig(Q)”,得到矩阵Q的特征向量,从而确定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max=7.3322。
                            CI=                        (4-3)
 由公式(4-3),CI==0.0554,  CI值越小表明判断矩阵一致性程度越高;若CI=0,说明该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致性。
    然而,在构建判断矩阵时,阶数越高,一致性程度越低。为了消除判断矩阵阶数对一致性的影响,引入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值,具体数值见表4.11。
表4.11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值
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RI值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通过一致性指标RI的取值表得到,n=7时,RI=1.32。 由公式(4-4),
CR=≈0.0419<0.1                    (4-4)
式中,CR—随机一致性比率
      RI—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一般情况下,阶数n>2的判断矩阵,CR<0.1,则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反之,说明判断矩阵需要调整,使其通过一致性检验[66]。A-B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
按照上述步骤对5位专家学者的咨询结果汇总,求取平均值,得到一级评价指标的权重A=(0.2130,0.1877,0.1248,0.1245,0.1323,0.0879,0.1298)。
4.2.4.2二级指标权重向量的计算
根据以上方法计算B1、B2、B3、B4、B5、B6、B7下属的各二级指标对上一级的权重。
表4.12 二级指标权重向量
判断矩阵 权重向量 λmax CR 是否通过一致性检验
B1-C   4.0875 0.0328 通过
B2-C   3.0539 0.0518 通过
B3-C   2.0000 0 通过
B4-C   3.0183 0.0176 通过
B5-C   3.0000 0 通过
B6-C   2.0000 0 通过
B7-C   2.0000 0 通过
 
按照上述步骤对5位专家学者的咨询结果求取平均值,将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汇总于表4.13。
表4.13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价二级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一级指标B 二级指标C C层指标相对B层指标的权重 C层指标相对A层指标的权重(排序位置)


















政治风险B1 基层政府惰政C11 0.2415 0.0514(9)
基层政府行为失范C12 0.4191 0.0893(1)
利益表达渠道不畅C13 0.2226 0.0474(13)
信息不公开C14 0.1168 0.0249(19)
经济风险B2 农民工讨薪困难C21 0.2819 0.0529(8)
失业C22 0.4449 0.0835(2)
盲目追求经济利益C23 0.2733 0.0513(10)
自然风险B3 自然灾害损失C31 0.6192 0.0773(3)
自然环境恶化C32 0.3808 0.0475(12)
社会风险B4 城市管理C41 0.2965 0.0369(16)
主流产业管理C42 0.4038 0.0503(11)
农民工后代教育管理C43 0.2996 0.0373(15)
制度风险B5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C51 0.4696 0.0621(5)
征地补偿制度C52 0.3297 0.0436(14)
法律法规制度C53 0.2007 0.0266(18)
传播风险B6
 
网络媒体C61 0.3909 0.0343(17)
社交网络C62 0.6091 0.0535(7)
心理感知风险B7 城市融入困难C71 0.5345 0.0694(4)
心理感知变化C72 0.4655 0.0604(6)
由表4.13可知,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为:A1=(0.2415,0.4191,0.2226,0.1168);A2=(0.2819,0.4449,0.2733);A3=(0.6192,0.3808);A4=(0.2965,0.4038,0.2996);A5=(0.4696,0.3297,0.2007);A6=(0.3909,0.6091);A7=(0.5345,0.4655)。

4.3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的模糊综合评价

4.3.1一级模糊综合评价

    利用Matlab软件对以上模糊评价矩阵Ri和各二级指标权重向量Ai做综合模糊运算,得到一级指标中第i个指标所包含的二级指标相对于它的综合模糊运算结果Bi进而得到模糊综合评价矩阵R。
B1=A1*R1=(0.2415,0.4191,0.2226,0.1168)*
=(0.3489,0.5429,0.1082)
B2=A2*R2=(0.2819,0.4449,0.2733)*=(0.4530,0.3239,0.2231)
B3=A3*R3=(0.6192,0.3808)*(0.3500,0.4424,0.2076)
B4=A4*R4=(0.2965,0.4038,0.2996)*=(0.3323,0.4011,0.2666)
B5=A5*R5=(0.4696,0.3297,0.2007)*=(0.4353,0.3104,0.2543)
B6=A6*R6=(0.3909,0.6091)*=(0.2035,0.3735,0.4230)
B7=A7*R7=(0.5345,0.4655)*=(0.4783,0.2859,0.2358)
R=
表4.14 一级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准则层指标 评价结果
高风险 中风险 低风险
政治风险B1 0.3489 0.5429 0.1082
经济风险B2 0.4530 0.3239 0.2231
自然风险B3 0.3500 0.4424 0.2076
社会风险B4 0.3323 0.4011 0.2666
制度风险B5 0.4353 0.3104 0.2543
传播风险B6 0.2035 0.3735 0.4230
心理感知风险B7 0.4783 0.2859 0.2358
 

4.3.2二级模糊综合评价

  结合以上结果,将一级指标权重A和一级模糊综合评价结果R进行模糊综合运算,得到目标层包含的各一级指标相对于目标层A的模糊综合运算结果B。
B=A*R=(0.2130,0.1877,0.1248,0.1245,0.1323,0.0879,0.1298)*
=(0.3820,0.3926,0.2254)
表4.15 二级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 评价结果
高风险 中风险 低风险
0.3820 0.3926 0.2254
 

4.3.3评价结果分析

从二级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可以看出,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有38.2%的概率处于高风险,39.3%的概率处于中风险,22.5%的概率处于低风险。遵循最大隶属度原则,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水平处于中风险等级。在市民化过程中需要通过风险预警和防范的措施,控制黑龙江省的整体社会稳定,在防止向高风险发展的同时努力将风险等级降低到低风险。
同样地,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对一级模糊综合评价的结果分析。从表4.14可以看出,经济风险B2、制度风险B5和心理感知风险B7是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中的高风险;政治风险B1、自然风险B3和社会风险B4是中风险;传播风险B6是低风险。
在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就业是最贴近农业转移人口生活的问题,因此,包括工资水平能否满足其日常生活开支、能否及时地拿到薪水在内的诸多经济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重大,高风险概率是45.30%。同时,农业人口离开农村,土地被征收的过程中,农民对征地补偿政策满意程度也影响着社会的整体稳定。在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是否能够有效地实施,让转移人口顺利完成其市民身份的转变,保障各年龄层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也是至关重要的,其高风险概率是.43.53%。心理感知风险的高风险概率占47.83%,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是否能很好的融入城市生活,在心理层面上的变化是他们在完成市民化最后的阶段也是最核心的阶段,是目前控制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的新视角。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67],心理上的归属感以及对家庭、团体、朋友等的需要是市民化在心理层面上的重要体现。政治风险、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处于中风险等级,主要是由于政府和城市管理系统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中介组织,通过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在政府治理和城市管理上的不善将会影响市民化的稳定性,增加了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在三个风险等级下中风险占比较高,分别是54.29%和40.11%;自然风险主要包括自然灾害损失和自然环境恶化,对市民化的可持续性造成伤害,从而增加了社会稳定风险的可能性,中级风险占比44.24%,比例较高。从结果来看,传播风险处于低风险水平,低风险概率是42.3%。作为传播的介质,媒体的传播对社会稳定风险有扩大的作用,但对社会稳定风险形成的作用较小。
表4.13中C层指标(二级指标)相对A层指标(目标层)的权重排序可以看出各二级指标对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的形成有着不同的影响程度。按照重要程度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基层政府行为失范C12、失业C22、自然灾害损失C31、城市融入困难C71、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C51、心理感知变化C72、社交网络C62、农民工讨薪困难C21、基层政府惰政C11、盲目追求经济利益C23、主流产业管理C42、自然环境恶化C32、利益表达渠道不畅C13、征地补偿制度C52、农民工后代教育管理C43、城市管理C41、网络媒体C61、法律法规制度C53、信息不公开C14
通过此排序可以看出,与农业转移人口利益最相关的几个风险因素,诸如基层政府行为失范、失业、自然灾害损失、城市融入困难、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心理感知变化几个因素是造成社会稳定风险事件的主要因素。在黑龙江省煤炭、石油、石墨等主流产业的管理以及教育、维权机构、媒体等市民化相关体系对社会稳定风险的影响程度是以影响风险程度的形态呈现的,继而其重要程度较以上几个风险因素相对较低。在推进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需要结合各一级风险因素的风险程度以及二级风险因子对整体社会稳定风险影响的重要程度,不仅要对重点领域开展有效的防范和治理,也要从政府政策和政府公共服务角度,针对全部风险因素合理地制定预警机制,提出化解风险的措施,将黑龙江省社会稳定风险程度控制到低风险状态,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4.4本章小结

本章是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借助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模糊综合评价和Matlab软件的矩阵运算,确定社会稳定风险指标体系中各层级指标的权重,包括指标层对准则层的权重、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权重以及指标层对目标层的权重。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级和二级模糊综合评价,分别得到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制度风险、传播风险、心理感知风险的风险等级。二级模糊评价结果表明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正处于中风险阶段,说明目前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造成社会稳定风险的可能性处在可控阶段,但需要政府管理以及有效政策的实施,以控制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

第5章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控制的建议

5.1重点开发黑龙江省特色产业

根据评价结果可以看出经济风险是目前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高风险,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和产业结构的不平衡直接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出路问题,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2014年黑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15039.38亿元,其中三产的贡献分别是17.3%、36.9%和45.8%,与全国相比工业化程度明显偏低,第一产业比重仍较大,产业结构层次难以支撑经济发展,需要充分利用黑龙江省独特的地理及资源优势,开发特色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减少经济风险产生的可能性。

5.1.1开发特色文化旅游产业

黑龙江省独特的地理、气候以及自然资源优势为旅游产业带来极具特色的冰雪、原始森林和边境旅游等项目,对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据国家统计局黑龙江调查总队提供的数据,2015年黑龙江省共接待游客1.3亿人次,同比增长21.89%;实现旅游总收入1361.43亿元,同比增长27.7%。但目前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内容较为单一,差异化并不明显,应着重将旅游与文化相结合,融入农业观光、民俗风情等特色文化,开发城镇特色文化旅游项目,让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城镇建设和城镇周围交通设施的完善,增强城镇容纳农业转移人口的能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稳定就业。作为资源丰富的旅游省份,黑龙江省政府应加大力度开发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加强政府主导的旅游产业管理体制的完善,将旅游资源进行科学地开发、合理地规划、充分彰显旅游产业的创意性和可持续性,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合理布局的同时,控制经济风险带来的社会不稳定。

5.1.2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

对外贸易竞争力是彰显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毗邻边界线长达2981公里,对俄延边口岸最多,对俄贸易额度最大。黑龙江省已有25个国家批准开放的口岸,包括水运口岸、航空口岸、公路口岸以及铁路口岸,涉及哈尔滨、牡丹江、绥化、东宁等多个地区,哈牡绥东对俄贸易加工区占据独特的位置条件,可以建立对俄、韩、日的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黑龙江省政府应在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务供给上给予扶持,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推动城镇经济和基础建设,带动农村劳动力的积极转移,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同时,将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增加政策的支持力度,丰富投融资方式,促进黑龙江省对外贸易发展。充分利用对外贸易提升的辐射力度,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的过程中,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数量和质量,降低经济风险。

5.2健全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培训机制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职业竞争力差,失业问题对经济风险的影响显著。稳定就业是保证农业转移人口完成市民化的重要前提,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稳定的就业对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有较高的要求,因此,从基础教育和培训两个方面来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至关重要。

5.2.1加强农业转移人口的基础教育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中有70.8%的农民只具备初中文化水平,而对于在城市工作的农业转移人口来说,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工资能上升 5%[68]。受教育程度对农业转移人口接受就业培训的能力有着显著的影响,目前用人单位对高层次技术工人的需求逐渐多余技术含量低的手工技术工人,然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使得部分农民工难以接受高技能的培训,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因此,在黑龙江省财政资金可承受范围内,应逐步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改善农村的教育设施和条件,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为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基本保障。例如,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就业意愿较强烈,可以在现有文化水平的基础上,以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为主要形式,将城市职业高中教育的模式引入农村,丰富农村教育体系,促进黑龙江省新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的共同提高。 

5.2.2加大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

目前,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提升的途径十分有限,缺乏体系完善的针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公共培训机构。由于农业转移人口流动性较强,企业对这类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加上企业对成本控制的考虑,极少组织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特性,还是应以政府为主导,结合用人单位、培训机构以及农业转移人口个人的合理分工和互相配合,来健全整体就业培训机制。
首先,在培训资金的投入上,国家阳光工程项目在政府财政补贴政策下,多年来对有转移意愿的农民在当地开展进城就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有效增加了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竞争力。黑龙江省政府机构要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提供充足的培训专项资金,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保证其稳定的就业状态。
其次,政府应充分发挥政策引导性公共职能,制定合理的补偿政策和激励机制提高企业、培训机构的积极性。黑龙江省针对农业转移人口职业培训的机构较少,需要加大职业技能培训的宣传力度,针对农民工自身需求和企业用人需求设置特定的培训计划,提高农民工参与培训的动力。通过经济效益的提高来鼓励企业培训的动力,注重企业的主体责任。
最后,政府应加大对财务审计和企业行为的监督职能。对培训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严格监督,保持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透明性。

5.3创新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

    制度风险在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是高风险因素,应该创新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征地补偿和安置制度、社会管理制度以及法律法规制度,为市民化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5.3.1还原户籍本身职能

2014年颁布《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同时,从2014年11月1日开始全省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是黑龙江省在引导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今后推进市民化工作中,还需要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在小城市落户,对于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进城务工人员,适度降低落户门槛。同时,黑龙江省现行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之上的各种权益享有制度造成了城乡间的差距,增加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社会稳定风险。为城市户籍身份故意隐瞒或改变真实的个人身份信息,对社会稳定管理造成诸多阻碍。减少户籍所附着的社会福利,不再以户籍来确定可享有的公民权利,还原户籍本身的职能,将会逐步消除城乡的差异,真正实现一元户籍制度。

5.3.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农业转移人口在身份上既非农村人口又非城市人口的特殊性,导致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缺少针对这一群体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盲区。针对这一情况,应尽快建立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的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并根据本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以及政府财政承担能力,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基本生活。另外,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大量的农村人口长期以来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养老模式,土地对于他们具有养老保障的作用。然而,农民失去土地后需要通过社会养老保障的形式规避老年风险。政府可以通过征地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中提取相应资金作为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的资金来源,或者从国家财政支出中合理拨款,制定相对简易的社会保险供农业转移人口购买等方式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降低风险。在农业转移人口中占比最多的农民工群体,政府应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监督用人单位为其购买医疗保险、失业及工伤保险等,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

5.3.3创新征地补偿安置制度

    目前,黑龙江省征地补偿安置遵循《土地管理法》,其中对征地补偿主要是以被征地农民原来的生活水平为标准[69]。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生活,从农村的生产方式向城市谋生方式过度的过程中,因职业技能的缺失必然会降低生活水平,应对此还需突出土地作为社会稀缺资源而产生的价值增值,应从被征地产生的有偿使用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来相应地提高征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从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的可持续市民化角度考虑,一次性货币补偿制度并不合理,应在货币补偿的基础上,增加多样化的征地补偿安置方式。征地单位在获得土地增值的高额收益的同时应该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维持失地农民未来可持续的城市生活。目前,我国各地探索出并实施效果良好的征地安置方式,例如“土地入股型”安置模式、“土地换保障型”安置方式、“留地安置和综合开发相结合”安置模式、“集中开发型”安置模式、招工安置和异地安置模式等[70]。黑龙江省可以充分借鉴以上安置方式,丰富补偿机制,增强市民化的可持续性,降低因征地补偿和安置不合理而出现极端等群体性事件,危害社会稳定的风险概率。

5.3.4加强城市治理体制的公正性

随着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数量的逐渐增长,有效的城市治理是促进他们融入城市的重要手段,城市治理的公正性对市民化中保持社会稳定十分重要。这就要求省内城市治理的主要管理部门首先在管理理念上确立以人为核心和城乡一体的公平理念。充分承认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主体地位,不断加强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公正性,保障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基本生活,让他们可以在城市中安居乐业。其次,增加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政府要积极搭建管理部门与农业转移人口沟通的平台,鼓励通过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组织等形式增强与农业转移人口的互动,增强公共管理部门对他们需求的回应程度[71],这种及时有效的沟通和参与模式可以增加农业转移人口与政府之间的信任,降低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在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管理上,建立科学的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对转移人口数量、工作、子女教育和生话质量进行动态检测,为政府制定政策和加强投入提供科学的依据。在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主体地位的同时,建立城市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对有效降低社会稳定风险的影响深远,将风险控制在低风险程度。

5.3.5完善地方维权法律制度

近年来,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因征地问题、农民工讨薪问题极端上访事件屡见不鲜,主要是由于利益表达不畅以及农民工维权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政府要加大监管力度,保证信访机构对农业转移人口正规上访的合理利益诉求尽快回应并予以解决。
农民工维权的法律法规的规范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规范农民工与企业签订的劳务合同,政府要加强对雇佣农民工企业的监督管理,要求其依法签订并履行劳务合同,确保权责明确。定期检查用工情况,针对为签订劳务合同的企业严厉处罚,增加违法雇佣农民工的成本,从源头上预防农民工劳动争议事件的发生。此外,进城务工的农业转移人口有相当部分从事的工作具有安全隐患,政府应严格监督农民工职业安全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强化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措施。第二,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存在较高的维权成本,往往导致正规维权途径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增加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因此,要简化黑龙江省农民工维权、诉讼程序,提高劳动争议的处理效率。设立专门的机构对农民工维权提供司法支持,鼓励相关法律服务机构积极处理农民工的诉讼、调解活动。第三,目前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处于弱势地位,法律法规又知之甚少,需要加大法律法规的维权力度,结合黑龙江省农民工联合组织、省政府劳动监察和司法救助共同监督用人单位履行义务,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5.4强化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合度

    根据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价结果来看,除经济和制度风险外,心理感知风险也是社会稳定的高风险因素。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心理上的城市融入感是市民化的最后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政府要加大对市民化的宣传力度,鼓励以社区为代表的社会管理组织通过各类文化活动交流搭建新老市民交流的平台,加强市民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正确认知,强化社会整体融合度。

5.4.1加大市民化宣传力度

    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自我城市身份的认同不仅需要农业转移人口积极融入城市的态度,老市民的接纳对营造良好的城市融合氛围起着重要的作用。黑龙江省由于农业转移人口规模较大,对市民化的宣传不到位,新老市民普遍缺乏对此的正确认知。很多情况下,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娱乐生活单一、生活习惯差异等,形成了“心理孤岛”,在城市里犹如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与周边的市民和组织基本上是不交往的[72]。这就需要政府主导来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网络氛围,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和市民之间的信任,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以及微博等自媒体来加强舆论宣传,让农民和老市民对市民化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才能增加农民进入城市的动力,减少对市民化的抵抗情绪,老市民也能更积极地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形成良性循环。但是,在加大市民化宣传的同时,对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事件的媒体报道,也要严格控制媒体行业的专业性,确保报道的真实性和适度性,对于为了经济利益扭曲真相,造成社会恐慌的媒体要给予严格处罚。

5.4.2增强非政府组织的辅助作用

政府组织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给予农业转移人口和老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在此基础上加强农业转移人口的精神融合才能真正完成市民化。城市中一些非政府组织对市民化具有推动作用,农业转移人口可以通过其扩展社会网络,增强与老市民的沟通和交流。居委会、文化团体和社区中心等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活动来引导农业转移人口积极参与城市生活,搭建城市人际关系网络。
社区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其融入城市关键且独特的场所,对市民化质量影响深远[73]目前黑龙江省内的非政府组织缺乏对市民化的适当引导,有待改善。首先,在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居住的社区举办城市文明生活教育座谈,评选文明住户等,从社区宣传的角度帮助转移人口适应城市生活方式,转变其原有的思想意识形态。其次,在社区间形成新市民和老市民的互动,增加交流机会,丰富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交网络,帮助他们提升适应城市的能力。在社区内成立心理疏导组织,为不适应城市生活的转移人口提供心理辅导。第三,企业工会要增强对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的关注,组织活动来丰富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归属感和自我城市身份认同感。

5.5明确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政府责任

黑龙江省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政府为主导,但面对大规模的转移群体,很难仅仅依靠政府来完成市民化工作。政府部门的过度干预不仅会带来自身管理压力,也会因权利的过度集中造成政府官员行为失范,引起群众的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稳定。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政治风险是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中等社会稳定风险,需要对政府责任进行明确的界定,合理定位政府角色,控制风险的进一步增加。
    从现有情况来看,政府机构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管理倾向于管制而非服务,这种管理思想上的偏差违背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原则,也不符合新型城镇化的人本思想。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和城市市民一样是城市生产力的贡献者,也是城市消费者,应该和市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公平的享受公共服务。黑龙江省政府要发挥主导性作用,鼓励企业、社区、社会组织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服务,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管理模式。政府需要“简政放权”,在制度创新、法律完善等宏观政策上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要发挥市场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的资源配置功能,有步骤地破除各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融入城镇、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障碍因素。

5.6加强黑龙江省重点产业的监管力度

黑龙江省拥有丰富的石油、煤矿、石墨、林业等自然资源,煤化石化、矿业经济、林业、石墨和钼是黑龙江省的重点产业,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资源开发行业具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和环境污染风险,在促进市民化过程中,要加强行业管理,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安全保障,降低市民化的自然风险。
对重点产业的管理主要有三个方面,安全设施管理、从业人员技术资格管理以及污染检测管理。首先,在安全设施管理上,要完善专门的安全监管法律,对事故责任、违法行为的处罚和监管机构的责权有严格的说明;建立有针对性的安全监管机构,破除目前监管机构的分散性带来的责任主体不清的执法障碍。将预留安全救助资金纳入煤矿企业办矿的审批条件,并在此后形成的利润中计提安全费用,并保证这部分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性[74]。其次,农业转移人口在职业转变上适应时间短,专业技术不合格,缺乏职业技术培训,很多工人处于无证上岗的状态,形成安全隐患。企业考虑到成本往往忽略从业人员的技术资格管理,这就需要政府加大监督力度,监督企业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专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具有从业资质的人员才能上岗。最后,由于黑龙江省石油、煤矿、石墨、林业等重点产业的特殊性,在资源开采中往往会造成对环境的破坏,需要结合资源的承载能力有节制地开展开采活动。政府要加大监管力度,对相关企业进行严格的污染检测,不能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和经济发展,为了安置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置环境于不顾。地方监察机关和环保执法部门要对包庇、纵容环境违法的行为严格处罚、增加寻租成本,并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加强基层环境监察建设,增加环境监督的频率、力度;发挥社会环保组织的作用,参与政府制定与环保相关的政策制度,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对政府在实施细则中出现疏漏,社会环保组织可依法向主管部门反映和投诉,有效控制环境恶化的风险;建立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补偿制度,对有污染的产业实行“污染者补偿”和“使用者付费”原则,采用经济利益结合的管理模式来降低自然风险[75]

5.6本章小结

本章在前文的研究基础上,提出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控制的建议。重点开发黑龙江省特色产业;健全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培训机制;创新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强化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合度;明确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政府责任;加强黑龙江省重点产业的监管力度,推进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顺利进行。
 
 
 

结论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非常关键的一步。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体数量庞大、涉及的地域广泛、影响的行业繁多,在现有的城市承载能力范围内,征地冲突、邻避事件、基本公共服务不平等等问题会造成社会稳定风险的加剧。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顺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首先要对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科学的评估,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将社会稳定风险维持在可控范围内。
识别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因素
本文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融入城市”三个阶段出发,结合影响市民化社会稳定的相关案例,借助扎根理论开放译码、主轴译码和核心译码过程,识别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制度风险、传播风险和心理感知风险7个一级风险因素和下属的19个二级风险因素。
2、建立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价体系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总结,结合识别出来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本着目标一致性、系统全面性、科学合理性、现实可行性和分析式与参与式结合的原则,构建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价体系。
建立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模型
本文引入基于AHP法的模糊综合评价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模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得各层级指标的风险程度以及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得到模糊矩阵和各指标权重,从而计算出目前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正处于中风险水平,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风险。层次分析法得到各风险因素的相对重要序列,政府在推进市民化过程中可以根据评价结果给予各风险因素不同程度的重视,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控制风险的建议。
4、提出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控制的建议
   本文通过科学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为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控制提出建议。重点开发黑龙江省特色产业,健全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培训机制,从源头上降低市民化的经济风险;创新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降低市民化制度风险;强化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合度,控制社会风险和心理感知风险以及传播风险的负面发展;明确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政府责任,以减少政府行为引发的政治风险;加强黑龙江省重点产业的监管力度,降低社会风险和自然风险。
有碍于自己的知识储备、能力等限制,本文在研究中存在以下不足,还有待改善。第一,本文中是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识别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这在弥补了以往识别因素缺乏研究对象参与不足的同时,也受到案例全面性的限制。由于造成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的因素众多,在如何全面识别出风险因素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第二,基于AHP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应用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价中需要对指标权重进行确定,要求评价结果要具有一致性。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由于影响因素较多以及逻辑思维的局限性,评价结果往往不能达到全部通过一致性检验,问卷有效回收率较低,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6_685799.html.
[2]刘传江,徐建玲.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2007,17(1):6-8
[3]钟云华.利益冲突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及其防范探讨[J].湖南省
   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3):69-72
[4](美)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5]Fei.C.H and Ranis.G.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9)
[6]D.W.Jorgenson.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J].1961(11)
[7]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36-42
[8]Kenneth Roberts.China’s Tidal Wave of Migrant Labor :What can we learn
   from Mexican Unducumented Migran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Migrantion Review.1997:31
[9]T.W.Schultz.Investment in Human Captial[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1):1-17
[10]Stark.Oded and David E.Bloom(1985).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5)
[11]欧阳力胜.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
    士学位论文.2013:40-45
[1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文译.译林出版社2004:1-20
[13] 苏昕.风险社会视阈下农业转移人口权利脆弱性研究[J].国外社会
     科.2014:30-31
[14]R.M.Northam .Urban Geography.New York[J].Wiley Sons.1975:65-67
[15]陈明星,叶超.城市化速度曲线及其政策启示—对诺瑟姆曲线的讨论与发展
    [J].地理研究.2011.30(8):1500-1503
[16]胡滨.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与社会风险—对我国当代城市化发展的一项
    剖析[J].社会科学.2012(5):59
[17]高山,王京京.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两种模式及其融合[J].湖南师范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2015(2):44-46
[18]黄剑、毛媛媛.西方杜会影响评价的发展历程[J].《城市问题》,2009(7):84
[19]朱冬梅,袁欣.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综述[J].城市发展研
    究,2014(11):5
[20]潘家华,魏后凯.中国城市发展报告[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
    -43
[21]赵智,郑循刚.农业转移人口的构成类型、地域特征与市民化意愿[J].华南
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72-74
[22]刘锐,曹广忠.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J].地理科
    学进展.2014(6):748-749
[23]姜珲.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困境及思路探析[J].管理观
    察.2013(10):38
[24]田玉敏,张雅光.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J].中国国情国
力.2014(3):63
[25]吕庆春,伍爱华.转型社会中的农民市民化与社会风险[M].中央编辑出版
    社,2014:176-178
[26]李路路.中国城镇社会的阶层分化与阶层关系[J].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2005(2):9-11
[27]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J].2007(3)
[28]刘传江,徐建玲.“民工潮”与“民工荒”——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视角的经
    济学分析[J].2006(5):75-77
[29]迟福林.“十二五”城市化的五大追问—发展方式转变与城市化战略
    [J].2010(10)
[30]张建丽,李雪铭,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J].中国
    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3):82
[31]杨云善.制度供求失衡: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重要障碍及破解思路[J].求
    实.2012(3)
[32]辜胜阻.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47-49
[33]刘传江,程建林.我国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与市民化[J].经济纵横.2007(4)
[34]简新华,黄锟.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研究—基于765名农民工调查数
    据的分析[J].人口研究。2007(6)
[35]钱正武.农民工市民化与政府职责理论与改革[J].理论与改革.2005(2)
[36]白志礼.另类思考: 从转移农民到转移农户—农村人口市民化的路径探索
   [J].农业经济问题.2005( 12) :16 -20.
[37]王春光.我国城市就业制度对进城农村流动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影响[J].浙
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5) : 5 -15.
[38]单勇.农民工犯罪的文化冲突论[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17):4
[39]简敏,念兴昌.农民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及其治理[J].理论探
    索,2014(3):74-78
[40]冯周卓,黄震.原生与次生:社会稳定风险的分类与治理[J].北京师范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06
[41]苏昕.风险社会视阈下农业转移人口权利脆弱性研究[J].国外社会科
    学.2014(4):30-35
[42]胡滨.我国城市化进路中的社会风险探究[J].城市规划.2012.36(5):46
[43]张海波、童星.高风险社会中的公共政策.[J].南京师大学报.2009.6
[44]童 星.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J].学习与实践.2010(9):113-115
[45]蔡秀银.合理确定地方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要内容[J].辽宁行政
    学院学报.2012(8)
[46]郭秀云.重大项目:从“社会影响评价”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J].中国
    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2015(1):33-40
[47]Hammersley M.The Dilemma of Qualitative Method:Herbert Blumer and the
    Chicago Tradition[M].London:Routledge,1989
[48]周广均.差额考察领导干部的定量分析初探[J].甘肃理论学刊.2009
[49]樊自甫,魏晶莹. 基于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有
效性评估[J].数字通信.2012(1)
[50]糜韩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估计及其政策含义的分析[D].复旦大
    学.2009:4
[51]卢文刚.征地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探讨—以广州市 S 镇为例[J].中国行政
    管理.2012(8):120
[52]孟宏斌.资源动员中的问题化建构:农村征地冲突的内在形成机理[J].当代
    经济科学.2010,32(5):119-121
[53]朱力.从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看城市适应[J].河海大学学报.2005
   (3):30-35
[54](德)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编著.风险社会及其超越:
    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M].赵延东,马缨等.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55]王晓晖.初探公共关系危机管理中的风险管理[J].国际关系学院学
报.2005(6):96-101
[56]刘钧.风险管理概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57]范柏乃.政府绩效评估与管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58]王璐,高鹏.扎根理论及其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问题探讨[J].外国经济与
    管理,2010,32(12):10-18
[59]陈向明.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9(4):58-63
[60]Barney G,Anselm S.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Chicago :Aline,1967:161-184
[61]李强.主动城镇化与被动城镇化[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3,50(6):3-5)
[62]崔蕴芳.网络舆论形成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30
[63]黄俊华. 社会化媒体传播中的社会风险及其规制策略研究[J]. 新闻与传播
研究.2015(5):16
[64]王乾,雷黎.基于AHP理论的交通环境风险分析[J].科学之
    友.2008(23):142-143
[65]Ramanathan R.A note on the use of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o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1,63(1):27-35
[66]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7]王筠.网络信息检索系统的模糊综合评判[J].情报杂志.2003(8):53-54
[68]蔡昉,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69]汪利川.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及对策研究[D].重庆大
    学.2012:44-45
[70]宋仁登.城市化进程中村民市民化问题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2:83-84
[71]刘建平,杨磊.中国快速城镇化的风险与城市治理转型[J].中国行政管
    理.2014(4):48-49
[72]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二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211
[73]蓝宇蕴.都市村社共同体— 农民城市化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
    [J].中国社会科学.2005(2)
[74]邱风,朱勋.中国煤炭行业安全问题及监管对策研究[J].当代经济管
    理.2007,29(4):59
[75]徐秀真,环境污染治理中政府作用的思考[J],南方论丛,2006(4):48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致谢

两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活即将步入尾声,回想两年来的点点滴滴,收获和感慨良多,是对我的人生影响深远的一段宝贵时光。在论文完成之际,谨以此机会向给予我关爱和帮助的老师、同学以及亲友们表达由衷的感谢。
我要向我的导师孙希波老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在硕士学习期间,孙老师给了我极大的指导和帮助。从论文的选题直到论文定稿,孙老师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广博的学术知识和悉心的指导让我在学习和工作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对我的谆谆教诲也给我带来深远的影响。
此外,衷心地感谢学院授课的各位老师们,正是您们精彩的讲授、丰富的人生经验和耐心的帮助与指导让我受益匪浅。
    感谢我的同学们在硕士研究生生活中的陪伴,以及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带给我快乐和温暖并帮助我进步。
感谢我的父母在我读研期间给予我大力的支持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最后,感谢评阅论文的每位专家学者和老师,感谢你们的建议和指导!
 
 
 
 
 
 
 
 
 
 
 
 
 
 
 
 
 

附录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调查问卷
尊敬的老师:
您好!我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目前正在对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调查。本问卷包含两部分:一是调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的单因素风险高低;二是调查在各准则层下风险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本调查采取不记名方式,仅做研究之用,请您放心填写,您的回答对研究非常重要。感谢您的配合!祝您工作顺利!
一、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的单因素评价
请在各风险因素所属的风险等级后面打√。
高风险:大部分群众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意见、反应特别强烈,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中风险:部分群众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意见、反应强烈,可能引发矛盾冲突。
低风险:多数群众理解支持但少部分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意见,通过有效工作可防范和化解矛盾。
表1 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的单因素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高风险 中风险 低风险
 
政治风险B1
基层政府惰政B11      
基层政府乱作为B12
利益表达渠道不畅
B13
信息不公开B14
经济风险B2 农民工讨薪困难
B21
失业B22
盲目追求经济利益
B23
自然风险B3 自然灾害损失B31
自然环境恶化B32
社会风险B4 城市管理B41
主流产业管理B42
农民工后代教育管理B43
制度风险B5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B51
征地补偿制度B52
法律法规制度B53      
传播风险B6
 
网络媒体B61      
社交网络B62      
心理感知风险B7 城市融入困难B71      
心理感知变化B72      
二、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的相对重要性评判
利用1-9比例标度法,具体数字标度含义如下表:
表2判断矩阵标度及其含义[60]
标度aij 定义 标度aij 定义
1 i因素与j因素同等重要 1/3 i因素比j因素稍微不重要
3 i因素比j因素稍微重要 1/5 i因素比j因素较为不重要
5 i因素比j因素较为重要 1/7 i因素比j因素强烈不重要
7 i因素比j因素强烈重要 1/9 i因素比j因素绝对不重要
9 i因素比j因素绝对重要 2、4、6、8、
1/2、1/4、1/6、1/8
两个判断之间的中间状态对应的标度值
 
一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评判
空格处需填写的标度值Bij代表:在目标层“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稳定风险”准则层下,相对于目标层,第i行的因素Bi比第j列因素Bj的重要性程度。
表3 一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评判
社会稳定风险A 政治风险B1 经济风险B2 自然风险B3 社会风险B4 制度风险B5 传播风险B6 心理感知风险B7
政治风险B1  
1
           
经济风险B2  
_______
 
1
         
自然风险B3  
_______
 
_______
 
1
       
社会风险B4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1
     
制度风险B5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1
   
传播风险B6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1
 
心理感知风险B7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1
二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评判
同理构造二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
 
 
 
 
表4政治风险因素集重要性评判
政治风险B1 基层政府惰政B11 基层政府行为失范B12 利益表达渠道不畅B13 信息不公开B14
基层政府惰政B11  
1
     
基层政府行为失范B12  
_______
 
1
   
利益表达渠道不畅B13  
_______
 
_______
 
1
 
信息不公开B14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1
 
表5经济风险因素集重要性评判
经济风险B2
 
农民工讨薪困难
B21
失业B22 盲目追求经济利益
B23
农民工讨薪困难
B21
 
1
   
失业B22  
_______
 
1
 
盲目追求经济利益
B23
 
_______
 
_______
 
1
 
表6 自然风险因素集重要性评判
自然风险B3 自然灾害损失B31 自然环境恶化B32
自然灾害损失B31 1  
自然环境恶化B32 _______ 1
 
 
表7社会风险因素集重要性评判
社会风险B4
 
城市管理B41 主流产业管理B42 农民工后代教育管理B43
城市管理B41  
1
   
主流产业管理B42  
_______
 
1
 
农民工后代教育管理B43  
_______
 
_______
 
1
 
 
 
 
 
 
 
表8制度风险因素集重要性评判
制度风险B5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B51 征地补偿制度B52 法律法规制度B53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B51  
1
   
征地补偿制度B52  
_______
 
1
 
法律法规制度B53  
_______
 
_______
 
1
 
表9传播风险因素集重要性评判
传播风险B6 网络媒体B61 社交网络B62
网络媒体B61 1  
社交网络B62 _______ 1
 
表10心理感知风险因素集重要性评判
心理感知风险B7 城市融入困难B71 心理感知变化B72
城市融入困难B71 1  
心理感知变化B72 _______ 1





点击下载: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研究

最新更新

热门推荐

[公共管理]非政府公共部门在公共管
非政府公共部门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 摘要 :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一股新生力量,影响着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人类活动。非政府组织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它在提供公共事业产品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作为体制改革不可缺少的组织形态确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力量。 关键词:非政府组...[全文]
[公共管理]黑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
摘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用农业转移人口替代了农民工,并明确指出 让农业转移人口共享城镇化利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为脆弱的群体,规模庞大、地区分布和行业分布都较为广泛的特性使他们很容易成为社会稳定风险的高发群体。黑龙江省作为农业人口比重较大的省份,更加需要科学合理地评估社会稳定风...[全文]
[公共管理]微博著作权保护问题初探
[摘要] 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传播媒介以有限的文本形式,在促进信息传播与共享的同时,也引发了著作权问题的法律思考。微博著作权问题与传统著作权问相比虽无本质上的区别,但微博所具有的简短性、开放性、裂变性等特性,使微博著作权保护问题面临了新的挑战。微博内容能否构成作品,以及微博作品的认定标准都需要进一步的讨论研究。本文在肯定微博内容享有著作...[全文]
[公共管理]公共管理中的城市形象研
公共管理中的城市形象研究 【摘要】: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利与公共利益。形象是指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而城市形象则是城市的内在素质和文化内涵在城市外部形态上的直观反映,是一个城市有别于...[全文]
[公共管理]公共管理视角下对我省交
公共管理视角下对我省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的探索 摘 要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下文将称救助基金)主要适用于三种情形,其一是发生在机动车道的交通事故,其二是肇事者所驾驶的机动车没有缴纳交强险,其三是车辆在肇事后发生了逃逸,需要动用该项基金进行垫付。可垫付的费用项目既包括关于受害人人身伤亡的医疗抢救费用,也包含丧葬费用。其是社会救助的...[全文]
关闭窗口 论文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