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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品经济发展与诚信伦理思想

作者2021-07-15 11:14未知
第二章  商品经济发展与诚信伦理思想
契约文明可以说是构成西方国家诚信文化的主要内容。古罗马时期西方国家的契约文明就已经出现了,鉴于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当西方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时,广泛而普遍的商品交换模式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张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社会的普遍存在,人们冲破传统的血缘、地缘、人缘的社会关系的限制,开始转向采用契约关系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用来维护和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由此,新生的契约关系逐渐成为现实,取代了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旧有的人身依附关系,并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存在。
第一节  契约对“自然状态”的伦理拯救
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就完成了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过渡,摆脱了传统的身份的制约,进入到更为先进的契约文明之中。伊壁鸠鲁最先用契约解释国家出现的原因,提出国家就是起源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契约关系,国家就是起源于社会契约。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霍布斯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契约产生之前,存在一个自然状态,在国家成立以前,人类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自然状态中。人们具有同等的自然权利,自由又平等,但人们趋利避害的利己本性,使这个自然状态充满了战争。但是契约的产生,人们制定了共同要遵守的自然法则,拯救了这种自然状态,从而使这个社会走出战争状态,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也出现了。
一、“自然状态”的伦理局限
一直以来,西方哲学思想中对“自然状态”的相关论述特别丰富。从社会历史整体秩序发展的维度来分析,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差不多可以直接替代“战争状态”。在霍布斯哪里,“自然状态”假说除了是社会契约论的前提,还是其他如洛克、卢梭、休谟、斯密等思想家的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区别只是在于他们对于自然状态的内涵和特征理解不同。
最早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追溯到柏拉图那里,他在《理想国》中讨论正义的起源和法律本质时,提到了契约成立以前的状态,并且指出法律来源于契约,这可以说是初见社会契约论的端倪。柏拉图的哥哥格老孔在研究“正义究竟是什么”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先他的研究重点放在正义的本质和起源,认为人们最后决定成立契约的原因在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过不正义的事情,不仅尝到了不正义的甜头,但与此同时也尝到了不正义带来的恶果。经过人类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人们得出结论,做不正义的事情固然能获得好处,但是同时为此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总体上来说得不偿失。在这种得与失的博弈中,人们逐渐发现,正义的获得往往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衷。最好体现为做了坏事但是没有受到惩罚,最坏就是吃了亏但是又不能去做报复的事情。格老孔认为,所有人在本性上都不自觉地倾向于在行动中尽可能为自己谋利,因此在行为上不可避免地要损坏到他人的利益。为了免除这种相互伤害而造成的内疚感,于是他们相互约定,通过订立契约,以此来杜绝相互的侵害的可能。随着国家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人们制定的这种契约就成为正义和法律的基础,并成为各种法律的重要法理依据。伊壁鸠鲁的思想中特别推崇正义或公正的伦理美德。他认为人们通过提出避免彼此伤害的互利约定,从而达到自然的公正。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能通过相互约定的方式实现互不伤害的目的,那么就不可能出现公正。格老秀斯的研究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他将人类社会分为“自然的社会”和“人为的社会”两个阶段。他认为,在自然的社会中,人们生活的情况并不安稳,人们为了过上更为稳定的生活,互相同意把一部分权利交给少数人,互相订立契约,这样就形成了人为的社会,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存在于国家产生之前,在这个自然状态里,每个人都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但人类天生就是为了谋求利益而避免伤害,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所有人的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是坚持自我保护的心理原则。这样,自然状态就是“对所有人的战争”。生活在这种自然状态中的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狼与狼的关系。普通人为了脱离不安全的生活状况以获得和平,人们就在彼此间达成一中共识,也可以说是一种契约,相约彼此放弃在自然状态下所具有的包括财产所有权在内的一切权利,共同组成一个政治社会。为了维护这个契约的稳定,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进行统治,霍布斯说:“把大家所有的权利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于是,这种人与人通过订立契约的形式形成了共同人格进而实现了一群人在一起的团体,这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被叫做城邦,也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人们放弃了国家建立所需要的所有自然权利,彼此间订立的契约,每一个都要履行,一但不履行契约就是不义。国家统治者没有参与签订契约,根据契约表公民的权利约束他们从权力约束中获得绝对权力,自然状态下的人,霍布斯认为他们在心理和体力上是平等的,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生产条件下,人们具有同样的经验、智慧和智慧在做事情。因为这种天生在能力的平等,一般会有实现平等目标的愿望。竞争,怀疑和荣誉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争斗的本性根源。实际情况是,当任何两个人想要得到同样的东西、但是由于各种限制不能同时获得时,竞争的双方就会成为敌人。为了避免这种必然危害共同秩序的情况,人们必须签订契约,转移权力形成强大的利维坦。
在洛克那里,自然状态即使存在着许多缺陷,仍是一种“完备的自由状态”。
具体体现在:虽然每个人知道法,但是缺乏明确的规则,可以说没有一种明文规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缺乏一个根据既定法律裁判者来裁判所有争议的既定权利;缺乏确保判决执行的权利。所以,虽然因此人们享有生命、财产和自由等自然权利,但享受是非常不稳定的,并存在不断受到他人侵害的威胁。为了克服自然状态的缺陷,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人们便相互订立契约,自然地放弃自己惩罚他人的权利,将这种权利转交给他们指定的人,按照社会成员的规定代表全体或大多数人所一致同意的规定而行使。洛克认为,国家在自然状态下是一种和平状态而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中的战争状态”,人生而是自然,平等和独立的自然状态,但缺乏法律上的正义,公正的裁判和支持人权和人身安全正确判断的权利,人们为求得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放弃部分自然权利,就是放弃自然法律在许可范围内,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人,能够做他认为正确事的权利,以及处罚其他人违反自然法罪行的权利,才建立了国家。因此,国家统治者也是契约的缔结者,受契约内容的限制而没有绝对的权利。如果统治者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可以废除契约,重新缔造契约,形成新的政府。
“自然状态”在卢梭学说中具有两种含义: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自然状态”是指人类的原始状态。在作为人类的原始状态的“自然状态”中,人们生活在森林中,在森林中来回游荡。人与人之间没有道德关系或固定的义务,所以没有好或坏,善或恶。他们在一生之中几乎很少会再次相遇,于是他们被自己的自我利益所驱使,有时他们可能会争论,但一般不会造成非常残忍的结果,因为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对同伴的同情、爱心,会自然缓解争端时所造成的重大伤害。《社会契约论》中卢梭也提到了 “自然状态”,则是指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社会状态”,是虚荣发展起来以后人类的社会状态,这种自然状态具有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各种障碍,提出如果人类不改变这种原始的生活方式,就会一步步走向被毁灭。
罗尔斯的思想中没有自然状态的说法,但罗尔斯设计了一个“原始状态”。 他认为,平等的原始合同状态既不是真正的历史状态,也不是文明开始时的真正原始状态,而是一种用来达到某种确定的正义观的纯粹假说状态。这是一种推测性、思辨的设计。希望从这种“无知之幕”的假设中能找到“作为公平的正义”,在人们在参与重要决定时让参与决策的人们处在一个“无知”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幕布过滤掉了所有可能影响公平的功利性信息,遮掩了人们关于自己的以及社会的任何特殊的事实,这样就控制了一些偶然性因素对人们正义观的影响。因为人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因此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公正的待遇,人们就不得不尽可能让所有人的利益得到公正的待遇。
实际上,即便我们想象此时此刻国家权力突然失效了,人与人之间不会立即立即陷入对方作为战争状态的敌人。第一,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比别人更聪明,这恰恰证明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智慧感到满意,在这种“自以为是”上人们是平等的;第二,人与人之间即使在身体和智慧上存在差异,但在相互杀死的能力上,在“恐惧死亡”中,人与人绝对是平等的。强者与弱者有相同的可能性,一旦发生争斗,要么杀死对方,要么被对方杀死;第三,这是每个人不满于自然平等,内心追求追求卓越的热情。人与人之间的每次相遇总是以互相比较和获得主宰别人的力量和欲望为主,希望胜过他人、支配他人,这是人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性”。没有国家权力的威慑,人类社会这种“社会性”只能使自然状态进入战争状态,并将其带入以武力衡量强弱、高下的世界。并且,这种“社会性” 只有借助国家权力才能成为“文化”发展和道德发展的动力。
可以看出,以上这些思想家的思想都是将人性邪恶作为理论的起源,在这种对人性本恶的逻辑预设下,每个人都是贪心不足,欲望难平,自然状态中人对人是“狼对狼”状态,在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下由于缺乏公平的审判,缺乏相同的社会判断标准的共同点,所以个人追求自我利益行为都有他自己的方式,经常发生冲突成为必然。当然,如果从超自然主义的伦理方法入手,直接从人的存在本身出发,事先并不对人性的某种自然本性予以假设,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中也隐含着对原初状态的想象和设定。
虽然各种契约理论之间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人性原点的设计、关于“自然状态”的混乱结果的剖析程度等方面。它们在以下问题上是相互联系的,具有共通性:自然状态中的人们以自我利益作为行动的标准,所以难免混乱,自然状态是相互伤害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损害了“原子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等基本权利,而且威胁到人类作为“类”的存在。自然状态中,善恶易位,暴力和欺骗已经成为一种重大的社会美德,导致人性作为一个具有广阔自然客体,本无法体现其主体性,无知、焦虑、混乱成为“自然状态”的主要特征。毫无疑问,这种混乱局面极大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于是,人类理性呼唤契约来拯救这种“自然状态”。
二、契约对“自然状态”的伦理拯救
伦理是追寻“应当”的价值学科,契约伦理就是契约行为中对“应当”的价值追求。契约对自然状态的道德拯救方式,实质上是坚持通过遵守契约的“应当”价值为人的精神,实现人类从混乱状态的自然状态中走向理性秩序的契约社会状态。因此可以说,契约对于自然状态的伦理拯救主要是一种对自然状态的价值拯救,其实现途径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契约人特殊意志对理性追求的功利层面。
“自然状态”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每个人都以自利为行动标准。从生理意义上说,人“力不如牛,走不如马”,从身体条件上来说,人是一种特别脆弱的存在。但人也是一种特殊的高级动物,其在自然意义上的一种高级生命形式,是种向未来无限开放的理性存在物,在社会意义还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合”,还是精神意义上的不断趋向于“至善”的一种道德存在。人的多重维度使人们需要不同的层次,所以人的生活是具有无止境的欲望。人的需求无穷无尽,但由于人先天的身体条件的脆弱性,人的许多需求不能并不能那个完全靠自己独立地获得,必须通过“类”存在才能实现个体的存在。“孤独个体”不仅在早期人类社会中无法长久生存,即使21世纪科学昌明的今天,“孤独个体”可以在人类社会这种“第二客体”中进行自由行动,但是仍然无法在大自然这种“第一客体”中长时间自由行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就开始了社会劳动分工,在一个团体中,男子职责在于外出狩猎、女子职责在于采摘各种果实,这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最早的根据性别进行的自然分工。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劳动专业化和高新技术的特点日益突出,社会分工合作越来越呈现出精细化的特点。人与人之间通过通过交换来满足人自身的需要,这种关系逐渐发展成为“交互主体性”的关系模式。人必须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获得需求满足和自我实现,这种社会关系的维系需要契约来保证。由于人性比普通动物更为理性,人们可以自觉主动追求理性的道德生活。同时,人性也包含着动物的本性,人们总是不得不受到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没有“理性”的约束和指导,这个人的动物性质就不可避免地肆意爆发了。契约是人类自觉地、自觉地运用理性的结果,如果没有契约的约束,人的动物性必然会造成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做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从而造成整个社会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动物的本性反映了人类的本能和原始欲望。它以人类的自我生存为唯一目的,为生存所需的所有资源展开激烈的竞争。如果没有秩序规则,人们之间就会有“自然状态”。既然“自然状态”是动物的图式化,如果你想要“自然状态”的道德拯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遵从于社会道德“明智的选择”,而采用契约的途径来构建合理秩序便是最优选择之一。契约作为“合意”,首先意味着对契约当事人的尊重。契约当事人基于自身的处境、立场和目标,可以清楚地把握自己的实际需求。而满足他自身需要也是人类整体需要的满足的组成元素以及人类发展的重要目的。因此,对基于人类理性的尊重,也是尊重契约人对自身功利的需要,也就意味着对契约现实功能的重视。
第二,契约人特殊意志对公平追求的道德层面。
为了实现契约的正义,契约主体应该始终遵守契约秩序的公平观念。契约秩序一旦形成,作为契约主体的契约人就开始在契约秩序所规范的范围内行动,这是由契约本身来规定的。契约对理性的追求是对社会资源的偏好,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合意”也意味着实现合同各方的“主体间性”。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的契约,对契约的遵守就是对契约当事人双方意志的尊重。因此,这里所包含的价值关系模式并不是“主体—客体”的自我主体模式,而是“主体与主体”的互动主体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契约的价值追求只停留在对现实的社会资源的追求之上,那么极有可能会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从而最终影响分配正义的实现。
契约分配正义的特点是没有专门的监督和分配机构,而是基于平等的自由谈判。契约正义的约束和监督是契约当事人自身的良知和道德,一种基于理性的自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契约公平道德内涵是就是“各应取其应得的”在一项契约行为中,承担一定的义务就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契约中的权利和义务可能不等于现有的交换关系的数量,但从定性价值序列比较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权利与义务之间存在着模糊的均衡性。契约公平意味着契约双方的平等,程序的公正性和结果的公平性。任何以欺诈和胁迫等不诚实手段缔结的合同都违反公平原则,合同的公平性意味着合同双方的平等,程序的公正性和结果的公平性。在契约缔结的时候,公平原则必须存在。
强制意志是与契约人特殊意志相对应的存在。因此,“契约”的场合不适合强制意志的存在。“应当订立契约”的场合主要包括以下场合:第一是共同的行为。为了参加生产、各种消费以及娱乐休闲等现实的活动,契约双方签订了临时契约,并遵循所达成的共同意愿规范和管理活动的进行。这些共同行为对特殊意志的相似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也期望特殊意志能够在契约中自我约束和自我限制,从而是共同意志能够达成。第二是物质交换。社会分工提供了交换的对象,个体生理消费和心理消费的需求提供了彼此交换的愿望,每个人的意志自由为交换提供了欲望与客体之间的交流的媒介,也使交换成为一种可能;第三是合理的竞争。当不同的人对同一个目标感兴趣并且将用意志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时,竞争就会发生。如果有协商的可能性,那么在竞争中为了实现“双赢”,最好方法就是彼此通过契约确立一个竞争的秩序。在以上几种状况下,坚持契约公平原则是满足个人道德和维持社会秩序需求的必要条件。如果契约能够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就很容易形成明确的契约规则,引导和规范人的行为,形成公平、文明的契约秩序。
契约的出现避免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并适应了人类追求幸福的美好愿望。合作需要信任,契约就是一种提供信任的体现人类理性的道德规则。尊重人的理性也意味着契约实际功能和契约的正确使用的重要性。这是通过契约让人认识到人的本质的第一个环节,其主要作用在于“化无序为有序”,进程形成社会的契约秩序。
 第三,契约人特殊意志对自由追求的价值层面。
契约关系中,契约的主体是人,而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通常,自由包含双重含义:第一种是人可以自由选择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的权利和资格,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自由概念,意味着个体是存在一个不同于群体的特殊的独立存在,个人权利和选择具有绝对性和优先性,由此因为个人选择所造成后果也由个体自身承担。本质上这是一种“原始主义”的思维模式,避或忽视了个体所赖以存在的类基础和社会基础,只是从个人的喜好、选择、自主性出发。第二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人的本质的自由。黑格尔认为,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自由只有作为意志,作为主体,才是现实的。自由意志是人的本质,是一种实体性的思维。实体性思维是通过两个辩证的环节来实现的:个人思维和集体思维。它包含了整体与局部,集体与个体,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这与21世纪人类生态系统哲学的潮流是一致的。这种自由的内在逻辑体现为人不是人本质的自由,也不是任意放纵的人性,也不是义务论意义上的教条的自我约束。自由是一种虚拟的实体,自由是通过人类的知识,情感和意义来表达的,它是一个本体的自给自足的世界。人们通过理性理解必然性,用情感表达自己的意愿,依靠意志的指挥力和毅力来协调必要性和意志性,实现必然性与欲望性之间自由的阶梯。康德认为,人属于两重世界,不仅属于自然世界或现象的因果循环的认识世界,同时也属于自由律的理性世界。因果联系在自然世界必不可少,自然世界的因果律对人的行为具有某种程度的决定性,一旦具备条件和时机就必然引发某种结果。人的所有生理性行为基大多服从因果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与此同时,人也是理性的存在。理性世界的自由规律说明,人不只有被决定的一面,还有决定性的一面,具有自律、自主、自强的选择权和主动权,所以一个人的道德行为是道德责任和可塑性。康德的理性世界的自由只有在人们的自然世界得到满足之后才能实现,这种自由已经接近了人的本质的自由。因此,实用性只能用来帮助我们在日常交互中更有效地行动,并吸引那些尚未充分意识到他们的人的关注,而不是控制那些已经知道的人的意愿。
功利主义的意义上,契约对公平价值的追求可以说具有非常大的虚伪性,因为契约对社会资源现实境界的追求实质上是对“实用性”的追求。是利用自己的理性进行“约定计算”,利用现代的一些策略获得利益与内部心理平衡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然而,一旦契约将自身的价值追求直接定位于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从本质出发、从德性出发去从事契约行为,从而达到有所期望而又不违背道德境界,不仅能体现契约的现实功能,使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得以幸免,整个社会更为和谐,同时也有助于每一个契约人成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人,实现人的单一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 。
道德提供了信任的基础和信任的道德规则。契约解决了人与人之间恶性竞争关系的困境,契约触发了制度。契约的出现避免了人类在自然状态中所承受的苦难,并且适应了人类追求幸福的美好愿望。从此,社会就基于全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建立了社会规则和制度。社会这样的规则和制度保护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自身的历史使命和正义追求。
三、诚信思想的契约论进路
西方诚信观念起源于古希腊。早期的诚信观念被看作是交换正义的一项重要原则,是与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的。古罗马法学家把诚信观念植入罗马法的契约精神中,契约诚信理念由此成为接通古希腊诚信观念与现代契约论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社会契约论的价值旨趣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私人财富的积累日益增长。个人对个人的权利要求越来越高,突出现在在对于个人利益保全的诉求。这种诉求首先转向政治领域,体现为新的经济利益需要由新的政治权利来决定。
但在旧政权私有制权力下,法律不保护财产,新兴的利益集团的财产随时可能被有权势的人任意掠夺。新兴的利益集团迫切要求新兴的自由经济形式以及私人财产的存在获得法律的保护。由此,形成了迫切要求更新政治结构的历史要求。时代需要一种能证明其合法性地理论,时代需要形成新的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它的形成不能依靠传统神学的启示,也不能仅仅依靠人的理性,它还需要完全符合人的常识系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契约论”在17世纪应运而生。“社会契约论”能够胜任这一历史任务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中的已经广泛存在契约模式为其提供了社会认同的基础。根据人们的常识,契约关系也具有与世俗关系一样的包括自由、平等、互利、理性等共同的普遍原则。因此,旧政治结构是建立在等级依附为特征的权力的基础之上的。而建立在这些普遍原则基础之上的新的政治组织,必然与旧政治结构组成方式是根本不同。“社会契约论”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价值,但它也包含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历史,是使资产阶级成为最大受益者的理论。同时,这个理论也赋予整个近代的欧洲人类以远胜于旧时代的解放与发展条件。
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建立是以“自然法”为切入口的,通常包括人性观、自然状态说、国家起源论三个部分。所谓“自然法则”本质上是一套与正义,理性,平等和自由原则相结合的价值体系。它被视为人类制定法律和规范行为的基准。社会契约论中的许多思想,都包含着诚信的丰富内涵,成为诚信思想的重要来源。
(二)契约论的诚信思想
1、契约订立是以让渡部分权利为前提
目前国内对伦理发展的契约论进路认同度还不高,但它与德性论、道义论、功利论一样是西方伦理学重要的历史的伦理学方法。契约论的伦理进路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自认是一名雅典公民,就要遵守雅典所制定的法律,认为一个人自愿生活在一个国家,并且享受这个国家法律给予的权利,意味着是和国家之间订立了一个契约。如果享受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接受法律赋予的义务,越狱即是毁约,而这在道德上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他不愿意逃离监狱,选择慷慨就死。可以说这是契约论诚信思想的最初萌芽。在政治伦理学领域,契约论近代以来已经成为论证政治与道德的一条极为重要的进路。这种方法分为自利性契约理论和非自利性契约理论。
自利契约理论的方法是由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创立的。他认为人类在政治国家之前并不生活在政治国家的社会中,而是生活在没有道德标准和正义的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不存在道德上的不道德行为,人与人之间为了利益可以互相伤害。表面来看,这种状态很自由,对人没有什么限制。但是,在这种社会中,人人都处在对别人伤害的防范中,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通过契约,人的理性最终使人走出自然状态。也就是说,通过契约转让相互伤害的权利,从而形成一个公共的制裁者即利维坦对公共利益进行制裁。但是事实上,这是以假设的契约提出政治道德理论。社会中没有这样的契约。假设契约包含了契约中商业行为的伦理意义,同时理论上有很多优点。假设契约建立一定的人性设定和某种假设的状态条件下,那么人们在初始状态中的行为将如何具有思想实验的性质。这种思想试验可以把不必要的或有干扰性的因素排除在外,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理性共识,并在理性共识的基础上寻求道德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契约伦理是一种理想的道德,并不完全等同于实际生活中其他约定俗成的道德。
2、通过正义法则确保契约的执行
在霍布斯的设想中,通过契约人们移交了他们的权利并签订了维持和平的契约。实际上,契约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约定,并不是武器,需要一个至上的权威来保护。于是诞生了自然法则,倘若订立了契约就必须履行。然后正义的法则就应运而生,人的行为也具有了具体的道德标准,所以自然法则就是道德哲学。霍布斯在研究中列举了13条自然法则,这些法律是以契约签定为前提推出的。在他看来,所有这些规则都可以简化为一条法则就是推己及人,他在契约的前提下建构伦理法则,主要目的是放弃自利者的自我保护中的一些权利,在契约中考虑他人的存在,以便实现双方共存。在霍布斯看来,道德是建立在自我利益的基础上的。这种契约理论也是自我利益的理论。也就是说,一项行动是道德的,并且当且仅当它符合在非强制性社会条件下可能达成和遵守的契约或协议,遵守公约是道德上的要求。每个自利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如何一起实现最大利益?契约伦理认为通过协议相互之间作出相应让步,从而确保各自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合同伦理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即在协议之间做出相应的让步,以保证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这个前提仍然符合合同或协议。也就是说,只有能够遵守契约的行为才是道德的。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是非自利契约论的代表人物。他首先设想一个理想的契约环境“原初状态”,即契约同意。罗尔斯通过契约确立了正义原则。与霍布斯不同,霍布斯的自然法则是建立列维坦国家权力的基础,而在罗尔斯看来,正义原则不仅是指导正确行为的道德原则,也是指导正义国家构建的基本伦理价值构成。那么,为什么罗尔斯这样的契约论不是自利的呢?这是因为罗尔斯关于人性的假设是康德式的,把人看成有正义感的理性人,认为正是这种理性的正义感,让人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取,但对于非分内的他人利益就应该表现出一些冷漠。同时,对于因为合作而产生的盈余,坚持通过正义原则的指导来分配,所以,罗尔斯并不把原初状态下的人们看成是自利人,可以损害他人的利益,只是因为要实现自己的利益。
    3、可以通过战争推翻违约的政府
霍布斯阐述的基于个人主义的社会契约方式,却具有强烈而持久的影响力,及时他的社会契约论不是自由主义的。洛克还认为,社会契约中体现的同意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为了获得人身和财产安全,人民自愿缔结契约建立国家。如果统治者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不需要服从国家,可以通过发动战争,进而推翻统治者的统治。国家的统治者是契约的一方,受契约的限制,国家没有绝对的权力。卢梭认为,人民为了克服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中所具有的各种生存威胁,必须联合起来形成合力,这种联合的行为所产生的道义上的集合体就是国家,用来应付生存威胁。因此人们放弃自然权利,签定契约,以共同力量来捍卫和保护每一个参加者的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他强调,国家主权属于缔结契约的人民,如果国家篡夺主权,破坏约定,人民将有权推翻这个国家。
在现代社会,契约是衡量道德与否和公正与否的标准。换句话说,只有经过契约成立的共识是合乎正义的,凡是不经过契约产生的就是非正义。与此同时,守约就表现为正义,违约就表现为非正义。这正是对诚信概念在在契约道德伦理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说明。
 
 
 
 
 
5、中西方诚信思想比较研究
   (1)中西方诚信观的相同之处
(2)中西方诚信观的差异
关于中西方诚信概念使用范围的差异来看:首先,有学者认为在西方语境中,与诚信相关的是“faith”、“credit”、“good”等词语,它们所直接对应的是“信用”,与我国传统观念中的“诚信”并不完全对应,“信用”与“诚信”也因此有所区别。其次,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诚信所调节的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人际关系,虽然它也调节经济交易中的行为,但这只是一小部分。而信用则在本质上仅仅涉及经济范畴,专指经济活动中以利益让渡和偿还、增值为互动驱力的约期实践。最后,有学者认为诚信在我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是一种道德规范,更是一种道德德目,亦是个体德性修养的方法与境界;而信用则更侧重于“诚信”中“信”的一面,更强调外在的规范性。可以说,诚信是中国特有的道德德目与规范,西方文化和语境中的信用概念并不能完全与之对等。
    从中西方诚信特征的差异上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中国人的诚信基本上是人格信任,而西方人的诚信则是一种契约信任。第二,中国人的诚信在本质上以道德为支撑,西方人的诚信则以法律为基础。第三,中国人的诚信观是伦理意义上的,故而重在感性、情理,而西方的诚信观更多是法理意义上的,故而重在理性、法理。第四,中国的诚信建设缺少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保证,西方的诚信具有较完备的制度和机制保障。
中西方诚信观的差异,既有社会历史方面的根源,也有思想文化上的原因。关于学界的观点,概括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社会历史传统: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简单的物物交换不需要契约式诚信的规则约束。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强调的是以封建君主利益为中心的所谓的整体利益,实行以远近区别亲疏的宗法制度强调忠君爱国、重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忽视个体生命价值等在实质上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也制约了契约诚信观的形成和发展。西方则不同,其平等、分权观念影响久远。古希腊哲人极为重视和倡导的个体平等的哲理思想影响久远,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诚信有了一个观念平台。此外,发端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分权制衡思想也对西方人的观念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即便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西方也存在着教权与王权、国王与贵族之间的相互掣肘和权力平衡,使得他们最终达成相互妥协的契约。这种分权制衡也使得契约诚信观念和制度得以深化。
    其次,思想文化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是社会中的个体为获得血缘群体的接纳,获得生存的安全感而必须具备的一种伦理智慧。一个人只有诚信,才能在亲人、朋友、君臣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并获得生存的意义感,否则就是不忠、不孝、不义,就会被血缘群体所排斥。在西方社会,工商业的发达、较成熟的公民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平等观念,使人切实地感受到诚信自律能为自身带来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利益,“诚信”成为持久的物质和精神动力,从而激励人们化为自觉的行动。另外,中国长期以王权、皇权代替民权,以人治代替法治,因而法制文化先天不足。“刑不上大夫”,法制观念中缺乏平等意识。而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就有较强的法制观念。“文艺复兴”之后,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三权分立”理论,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原则,法律的作用更加重要,法制观念更为强化。这种法制精神对诚信观念的影响是深远的、牢固的。
6、传统诚信向现代诚信转化的研究
对传统诚信思想的研究是一个伦理学热点问题。单就传统诚信向现代诚信转化这一话题来看,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传统诚信已不适用于现代社会。认为传统诚信的产生基础是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在应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先进经济形式时,传统诚信明显表现出水土不服;一种观点认为在构建现代诚信观时,应发抨传统诚信观的优势,“注重唤醒人心内在的天德良知,由之逐渐在整个社会挺立起道义至上的至善价值原则,此其所以端本正原,深根固抵之道;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既依托传统又立足现实,实现传诚信观的现代转换。应建立一种基于新烈义利观的诚信取向,改变过去义利对立的观点,倡导义利并重、道义与功利协调发展的新烈价值取向。
二、国外诚信问题研究现状述评
    首先,强调人际交往诚信的工具作用,认为诚信是“风险社会”、“未知社会”中人们理性选择的工具性结果。代表人物有尼克拉斯·卢曼、安东尼·吉登斯、詹姆斯·S·科尔曼等人。其中,尼克拉斯·卢曼在其代表作《信任》一书中,提出信任除了将复杂简单化,还将不确定性简化,要把面对的很多潜在的复杂世界简化为二元的结构。卢曼将复杂的社会诚信问题用工具性的社会简化机制予以概括,突出社会诚信的功能性。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信任是一种社会机制,他对社会信任功能的分析紧扣现代性的风险社会特征,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认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城市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现代社会作为风险社会,必须建立“信任机制”。他还认为信任有两方面:一个是人格信任,一个是系统信任。詹姆斯·S·科尔曼指出,信任作为一种持久交易的“游戏规则”,常常在群体成员进行理性互动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守信用和信任他人将使双方都获得所期待的回报,否则会导致两败俱伤;此外,科尔曼提出了著名的“社会资本”的概念,人们之所以要选择信任对方和保持诚信,就是因为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
其次,强调诚信的价值理性功能,突出诚信的文化内质,认为诚信作为一种价值规范或民族习惯,它们对于约束人际关系、推动人际交往美德的发展和经济繁荣有着重要作用。一些西方学者将诚信建立在道德习俗、传统和宗教基础上,突出诚信的文化特征,并用信任问题解释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问题。其代表人物主要由马克斯·韦伯、弗朗西斯·福山等人。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强调,不同价值规范和文化属性在信任问题上的差异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影响,对信任的考量主要围绕文化的视角进行。韦伯认为,新教教义中的诚实守信的美德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精神驱动力,并提出“信用就是金钱”的论断。他区分了两种信任,即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前者以血缘为基础,后者以共同信仰为基础,信任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这是信任文化内质的表现,其重要观点是将诚信视作文化习俗的一部分,即社会德性,突出诚信的“社会资本”作用,强调诚信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域,由于文化习俗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诚信文化。他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分析了信任这一社会美德在创造经济繁荣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认为信任本身属于文化生活领域的范畴,社会文化因素和经济生活密不可分,它和经济发展、繁荣的关系密切。信任是经济社会建立过程中文化的“神奇力量”,福山对低信任度社会和高信任度社会在家庭价值观、社团与集体等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和认可进行比较,此外,福山对美国的具体社会形态背景下信任问题的论述,认为美国民间社团组织极其发达,是一个享有广泛、普遍化的信任的社会。福山分析了两大类信任关系,其一是建立在血缘和亲族关系上的信任关系,其突出代表是中国、韩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家族企业,这是一种低信任;其二是超越家族关系的信任,如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大型企业所表现出来的高信任。并进一步解释了高信任和低信任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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